溫家寶總理在2007年3月16日“兩會”後的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所作出的一係列重要判斷值得我們高度關注。比如，中國的腐敗現象接連不斷地發生，而且越來越嚴重。他強調中國要依靠政治體製改革來遏製腐敗。“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他強調，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要完成兩大任務，進行兩大改革。兩大任務是“集中精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推進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兩大改革是“推進以市場化為目標的經濟體製改革；發展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製改革”。
筆者認為，溫家寶總理的上述論述，決不是隨機而發，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重要價值判斷。這些分析和判斷，對我們理解新的曆史條件下的民生問題以及民生問題的解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下麵，我想從另一個角度談一些對民生問題的看法。我的總體看法是，中國的民生問題表麵上看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但實際上是政治問題。
一、民生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
應當說，民生問題首先表現為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現在老百姓關注四大問題：
教育、醫療、住房、就業。這四個問題基本都是社會層麵、經濟層麵的問題。但是我認為這些問題的解決，在中國目前的體製政策環境下，首先是一個政治層麵的問題。如果不從政治層麵思考和解決問題，這些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是解決不好或者解決不了的。為什麼呢？我想至少有三方麵的理由：
第一，這些看起來屬於經濟、社會層麵的民生問題，它後麵直接關聯的是政府
的公共服務。民生問題解決得好與不好，都與政府在一定時期的公共服務提供能力有關，也與政府自身的行為有關。一個政府行為規範，公共服務意識、公共服務提供能力強，圍繞民生問題反映的社會問題也許並不突出。因為政府的行為和能力容易受到民眾的認可。反之，則可能是另一種狀況，所以，我們說民生問題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它也是一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行為問題，這實際就上升到了政治層麵。
第二，表現為經濟、社會層麵的民生問題，也與一定時期社會的公平、正義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果一個社會公平正義度比較高，即使這個社會的經濟能力有限，社會利益分配得比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聲還不至於很高；如果說這個社會不能體現公平、正義，社會利益分配又明顯不公，即使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了，民眾的呼聲仍然會很高，甚至成為社會凸顯的焦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過去28年的改革開放，廣大民眾確實從改革中獲得了實惠，但為什麼到今天，民生問題如此凸顯，並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非常值得我們深思。
第三，這種經濟、社會層麵的民生問題，也與一個國家和政府在一定時期的製度安排有關。這就是說，這方麵的製度安排得合理不合理，得當不得當，就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經濟問題，而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這種製度安排的後麵，直接反映著政府的價值追求和治國理念，也反映著一定時期政府的政策導向，這些都是其政治意誌的直接體現。因此，圍繞民生的製度安排，決不僅僅是一個製度設計的方法問題，而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價值的取向問題。
基於以上三個理由，我認為民生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政治問題。
二、民生問題的凸顯，與我國政治體製改革長期滯後有關值得我們重視的是，目前我國民生問題的凸顯，除了經過28年的快速改革開放，經濟社會利益格局所發生的變化等多種原因之外，也與我國在政治層麵的改革整體滯後有很大的關係。關於這一點，我們似乎也可以從四個角度進行分析。
第一，如果把過去這28年中國的發展，作一整體分析就會發現，我國過去28年的發展結構有明顯失衡的問題。也就是說，過去28年我國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政治發展這三者之間並不是一個平衡的狀態，而是一個失衡的狀態：經濟發展最快，社會發展相對緩慢，政治發展明顯滯後。這種發展結構本身的不合理或失衡，使得民生問題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一些體製、製度、機製方麵的問題，非但得不到及時的解決，反而越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