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深，最終都以民生問題的形式凸顯出來。在這些體製、製度問題中，許多都與政治層麵，特別是政治體製層麵的某些問題有關。其中有關公民利益訴求的表達，就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如果我們的政治生活中，公眾利益的表達渠道不暢，形式過於簡單，或者一些涉及公眾切身利益的問題雖然突出了，但沒有引起各有關方麵的高度重視，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解決，都可能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這些問題，顯然已經超出了民生的範疇。
第二，造成民生問題凸顯，在很大程度上也與腐敗以及由此形成的“權力資本”
對社會利益不合理的瓜分有關。應該看到，我國過去28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這個過程中，也造成大量的國有資產的流失。國有資產流失的原因也許很多，比如管理不善，浪費，為了吸引外資過多地給外商讓利等，還有一個重要渠道，就是被腐敗、權錢交易為代表的權力資本瓜分了。在這方麵，經濟學界有很多係統的分析和研究。可見，“權力資本”在國有資產的流失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看到一個資料上說，目前全國擁有個人資產在一億之上的人群中，絕大多數人都具有一定的權力背景。如果這份資料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話，就足以說明這方麵問題的嚴重性。
這也說明，在這麼多的富人中，究竟有多少人是靠自己的勤勞致富的？不是說沒有靠勤勞致富的，而是說在這些富人中有權力背景的人太多，這很不正常。大的權力背景，小的權力背景，從中央到地方，這些我想大家都會有這方麵的感覺。我認為借助權力資本改變利益格局，它很可能引發整個社會利益結構的失衡，利益關係失衡了，出現了這麼多的弱勢群體，他們沒有能比較公平地享受到國家經濟發展後的實惠。
第三，造成目前民生問題的凸顯還與我們在解決民生問題方麵的製度短缺有關。
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沒有建立起比較健全、合理的社會保障製度，已有的製度覆蓋範圍很小，主要在城市，包括醫療、社會保障等，都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內。事實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湧向城市，這些農民工收入很低，人在城市，仍然過著農村人的生活。過去他們一家一戶在農村，主要靠自己養老，自己保障，對國家社會保障依賴度低，但進城以後情況完全不一樣了，他們要麵對城市的物價、醫療、教育方麵的高收費，而他們的收入絕對支撐不了這樣的生活，抗風險的能力很差。這就使這些弱勢群體在客觀上對國家的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等製度有了很高的依賴，而恰恰在這個時候，我們卻不能給他們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
第四，就是民眾缺少基本的利益表達途徑和形式。我們知道，民生問題與公共政策製定過程中各種社會群體的利益表達能力、機製、博弈等都有直接的聯係。公共政策製定的時候，如果弱勢群體缺乏正常的利益表達機製，這些人群在公共政策製定中
的聲音越來越微弱，他們的利益受損以後又找不到正常的表達形式，這樣就會引發一係列社會問題。很顯然，中國目前民生問題之所以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與民意表達不充分、我們的公共政策製定係統中缺乏這麼多的糾錯功能也有直接的聯係。
三、民生問題的根本解決，必須推動政治體製改革從上麵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解決民生問題，除了從經濟、社會層麵思考以外，必須從政治層麵給予高度重視。換句話說，在中國目前的體製政策環境下，如果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推進，我認為幾乎是不可能解決的。在這方麵，我們立即可以做的事情至少有四個：
第一，要下決心改進中國的公共政策製定。前麵我們講過，民生問題首先與一個國家的政府在一定時期的製度安排、政策設計有關，而我們現在公共政策製定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部門主導。這種由部門利益主導的公共政策製定過程，很可能導致部門利益淩駕於公眾利益之上。具體說，目前我國的公共政策製定過程，不管是立法機構立法，還是行政性法規的製定，一般都是由部門拿出最初的調研和立法方案，如果牽涉相關部門的話，各個部門都要簽署意見，進行無休止的協調，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部門利益博弈的過程。在這個利益博弈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對公共利益的博弈，而是對各個部門利益的博弈，最終博弈的結果，極有可能是各個部門都能得到關照，不要使部門利益受損。這樣的公共政策製定過程，就使政策製定的周期很長，成本很高，而最終出台的這個政策，甚至可能是一個部門利益淩駕於公眾利益之上的產物。所以，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推動政治體製改革，如果不首先解決公共政策製定問題的話，其他問題很難真正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