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建設型政府真正轉到公共服務型政府上，我覺得這個是大目標。就是說整體反映我們政府的宗旨、理念、價值、目標和追求。政府的所作所為說到底都是為老百姓提供服務，所以這個服務型政府本質上來講，應該是以公眾為主體的政府，以老百姓為主體的政府，不應該是以政府為主體的政府。這樣我們就找到了我們的立足點，比如說執政為民、為人民服務這個是相一致的。那麼為什麼強調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到公共服務型政府上，其實我們講服務型政府不是說我們不重視經濟建設，而是說政府也不能都抓經濟，其實抓經濟還有市場，市場還可以發揮作用，政府隻是一隻手。而這些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如果政府不作安排的話，任何一個機構都替代不了政府。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工作確實是需要解決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為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問題。“非典”以後有三句話說得非常形象。第一句話是，沒有2003年的“非典”，我們可能提不出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因為在這個之前，有人把經濟建設變成以GDP為中心，但是“非典”以後就凸顯了這個問題。當一個人沒有生命的時候，這GDP產值還有什麼意義嗎？這個就沒有意義了。所以2003年總書記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理念。
第二句話是沒有“非典”我們不可能在全國構建各級的應急預案。以前我們沒有應急預案，缺乏這種理念。“非典”時候我們急急忙忙在小湯山搞醫院。“非典”以後我們建立了各種各樣的應急管理係統。否則，像這次汶川大地震，我們不可能反應這麼迅速。第三句話是沒有“非典”，我們不可能把政府職能的側重點從經濟建設轉到社會方麵。
在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過程當中，網絡能夠做什麼？可以從兩點考慮：一個是我們建設網絡可以構築虛擬政府。比如說，以前我們上你們這兒來，就必須到金台路，但是現在就不一樣了，我可以在家裏上網。所以說我們可以在網絡上建設虛擬政府，這個可以打破時間限製，政府工作人員8小時上班，網絡是24小時不間斷地服務。還有一個是打破距離的問題。過去我到政府辦事，我要去那裏才行，但是現在我在家裏就可以了。所以虛擬政府的出現從根本上可以改變政府的管理模式，這個也預示著政府的一場管理革命。第二點就是我們借助各種各樣的手段可以為老百姓提供快捷、便捷的服務。比如說手機短信，現在北京市一個指揮平台，把400多萬有駕駛執照的人都可以整合進去，哪裏堵車就告訴你了。還有一卡通，你拿了以後隻要花4毛錢就可以坐車，還緩解了交通的問題。北京市出租車有一個全球定位係統，如果遇到什麼問題他根本不用說話這邊就知道他出了什麼事。所以我們把信息係統運用到各種各樣的方麵，包括信息屏隨時都可以查閱信息。所以在提供便捷服務方麵，信息網絡係統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這個是政府管理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三、三個特性決定網絡在推動中國民主政治方麵起到任何媒體都替代不了的作用
中國改革發展到今天，需要改革結構本身，這就曆史性地把政治改革推到更重要的位置。我們過去的發展是結構不太平衡，經濟發展最快，社會發展相對慢，而政治發展在目前有一些滯後，這個判斷在一定範圍內是有意義的。所以說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包括推動行政體製改革都成了我們現在非常重要的一個目標。
實際上十七大已經在這方麵作了非常重大的部署，第一個是提出了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這四個民主。第二個是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第三個是群眾的自我監督、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約束。十七大對我們政治體製改革的部署非常的高遠，應該說也是非常有戰略意義的。但是這個東西需要落實。如何操作，需要我們進一步具體地推動政治體製改革。最近深圳出台了一個關於行政體製改革的《綱要》，明確了未來幾年深圳要把各個單位的局長、正局級都要經過差額選舉來產生，市長過幾年也要差額選舉產生，還有人大代表要直接選舉產生。我覺得這些都沒有超出十七大的戰略範圍。換句話說它是對十七大民主政治部署作出的試驗。我們這種體製在內外受到壓抑，在很多層麵上也是在政治層麵。我們過去搞幾十年改革，更多的是行政層麵的改革，比如說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但是在政治體製的上端，政黨政治、憲政架構等這些方麵，我覺得我們有改革但是改革相對還不夠。這個是我們政治體製改革、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目前麵臨的最大問題。
在這樣的判斷下網絡能夠做什麼？我認為是網絡本身具備的自身特點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