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社會曆史現象，特指人們行事的時機、機會。它是一經出現就可能改變社會現有狀態的諸種條件的總和，即客觀形勢為社會發展提供的多種有利因素比較集中的某段時間。在曆史轉折時期能否抓住機遇，往往關係到一個民族和國家的興衰存亡。德國學者施本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通過對人類文明社會發展的比較研究指出：“時機的把握，可以決定一整個民族的前途，把握得當，其民族便能主宰其他民族的命運，把握不當，自身的命運便成為其他民族的目標。”經濟學家劉易斯在《經濟增長論》中也指出：各國經濟發展之所以出現差別極大，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能否“發掘機會”，“隨時抓住機會”。機遇是曆史進程中必然性與偶然性相結合的產物，其特點是客觀性、不確定性、非長駐性和共享性。機遇為人們提供了各種選擇和充分發揮能動性的可能，其實質是搶得時間謀求發展。鄧小平解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抓住機遇”。他通過對曆史經驗的總結指出，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後多次失去機遇，耽誤太多，導致中國落後；如今世界科學技術發展一日千裏，全球呈現出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趨勢，這對於中國的發展既是挑戰也是難得的機遇。因此，“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
抓住時機
時機，亦作機遇、機會。鄧小平在1985年7月11日說：“我們要抓住時機，現在是改革的最好時機。”1992年初視察南方時又說：“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1993年1月22日他與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春節時說：“希望你們不要喪失機遇。對於中國來說，大發展的機遇並不多。”(1993年1月23日《人民日報》)抓住機遇的涵義，一是要認識機遇，從分析形勢中看到自己麵臨的機遇；二是要珍惜機遇，知其不可多得，從而高度重視；三是要及時抓住，機遇稍縱即逝，務必抓得及時，抓得很緊；四是要善於利用，實事求是，端正方向，注意方法，講求實效。
風險意識
對社會經濟等活動中遭遇失敗、意外或不測事故的思想準備和承受能力。中國長期封建社會和自然經濟造成的傳統是避免風險和害怕競爭，缺少闖的精神、冒的精神。鄧小平在新時期倡導中國人民應當有一種新的風險觀。他屢屢指出，我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巨大的試驗，有很大的風險，但更有希望成功。如果害怕風險，處處縮手縮腳，就會放棄改革開放，中國的發展就沒有前途。要克服一個“怕”字，敢於麵對挑戰。對待風險的正確態度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注意及時總結經驗，錯了就改。現代社會人們特別需要風險意識是基於三方麵的原因：一是知識經濟是一種風險性強和具有不確定性的經濟。它是高投資、高回報，同時又是高風險的經濟；二是市場經濟的運作不全是理性的，具有某些非理性的因素；三是社會發展進程越快、與世界的普遍聯係越密切，不確定性就越大。在當今世界，沒有風險意識就不敢麵對各種挑戰，就會失去發展機遇。因此，我國經濟的加快發展，必須建立風險投資機製，要培育有利於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資本市場，逐步建立風險投資機製，發展風險投資公司和風險投資基金，加大對高新技術企業的支持力度。與此同時，國民必須具有積極的風險意識。
憂患意識
人類精神對事物發展責任感的自覺意識。常常與祝福意識相區別。這兩種意識雖然都是人的理性追求真理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表現，都是對社會存在的反映，但是所通過的情感方式不同：祝福意識主要通過滿足、肯定性情感，憂患意識則主要通過問題性的情感。憂患意識不滿足於現狀，往往或通過理性反思總結經驗教訓，或通過積極批評揭露錯誤，或從對事物的肯定中發現潛伏的矛盾，目的都是期冀推動社會更加健康地向前發展。憂患意識表現出的是社會主體的一種精神自覺，是這一主體對改造客觀世界的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能動性。它是一種重要的精神動力。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十分重視“居安思危”，要求身在安定的環境中，應當充分慮及到可能存在的困難和危險。《左傳》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為規。”孔子更是提出“憂道不憂貧”的做人準則。憂患意識有利於培養進取精神，有利於培養自覺的問題意識和矛盾意識，有利於抓住機遇謀發展。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無數的仁人誌士都是以憂患意識為精神內驅力，艱苦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就是其中最傑出的領袖。他們為振興中華殫精竭慮。江澤民同誌也反複強調執政黨要具有必要的憂患意識。他在黨的十六大所作《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麵》的報告中，強調指出：“麵對很不安寧的世界，麵對艱巨繁重的任務，全黨同誌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帶來的嚴峻挑戰，清醒地看到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風險，倍加顧全大局，倍加珍視團結，倍加維護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