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為倡導改革而提出的論斷。他在1978年即已指出：現在，我們的經濟管理工作，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繁雜，效率極低。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後來，他又明確指出，蘇聯模式不成功，即使在蘇聯也不成功，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以後他不斷地從正反兩個方麵強調改革的必要性。他說：“要發展生產力，對經濟體製進行改革是必由之路。”“我是主張改革的，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妨礙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改革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
改革是解放生產力
鄧小平關於我國改革的重要意義的論斷。他說：“農村改革實際上是一場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產力。”(1984年11月20日會見挪威首相科勒·維洛克時的談話，載於1984年11月21日《人民日報》)又說：“經濟體製，科技體製，這兩方麵的改革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更加鮮明深刻地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
改革是一種革命
鄧小平關於我國改革的性質和意義提出的命題。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麵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後來鄧小平把這個思想精練地概括為改革是一種革命。他說：“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當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革命。”這表明，改革不是細微的、枝節的變革，而是在社會主義製度範圍內帶有某種程度的根本性質的變革；另一方麵，改革又不是改變社會主義製度的所謂“革命”，而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
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鄧小平關於我國改革的性質的命題。1985年3月28日會見日本自由民主黨副總裁二階堂進時提出。1986年4月又重申：“我們把改革當作是第二次革命。”(1986年4月10日《人民日報》)中國的第一次革命指新民主主義革命，建國後完成土地改革，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他接著說：“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把改革稱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但兩次革命的對象和方式方法則不相同。第二次革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製度的前提下，改變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和管理方式，改變阻礙生產方式發展的上層建築，即舊的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在革命方式中，不再采取急風暴雨式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法，不再采取階級對抗形式，而是采取漸進的方法，一般均自上而下有秩序有步驟地開展，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題，否定了在社會主義製度確立以後，“以階級鬥爭為綱”來建設社會主義的錯誤觀點，找到了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新的動力，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有重大意義，是毛澤東思想的重大發展。
全麵改革
鄧小平關於我國改革的重要思想。1985年4月指出：“改革是全麵的改革，不僅經濟、政治，還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業。”1987年6月又說：“改革是全麵的改革，包括經濟體製改革、政治體製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經濟是社會的基礎，因此經濟體製的改革具有首要意義。經濟體製的改革要求，促進政治體製、教育體製、科技體製、文化體製等實行相應的改革；這些領域的改革又反過來推動經濟體製的改革，從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曾以政治體製改革來說明全麵改革的必要性：“政治體製改革同經濟體製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裏收權，你有什麼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製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