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科學論斷之一。“左”的表現主要是停留在過去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原則、某些本本的教條理解上，或者停留在過去對社會主義的一些不科學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認識上，或者停留在改革開放前那些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不正確的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變化了的客觀實際，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開放的正確政策，甚至懷疑和否定改革開放，認為搞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仍用過去那種“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來影響甚至衝擊經濟建設為中心。右的表現主要是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製造政治動亂。企圖改變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和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無論是“左”還是右，都會給黨造成巨大危害，都可以葬送社會主義。
“越‘左’越革命”
“左”的思想表現之一。1992年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的東西比右的東西根深蒂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在一段時間內主要是犯了“左”的錯誤。“左”的東西對於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事物，對於發展商品經濟中出現的新事物，總是有反感，認為是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偏離了社會主義原則，甚至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左”有一定隱蔽性，往往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改革開放的阻力主要來自“左”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主要內容之一。改革開放要探索和開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製和觀念，改革是從根本上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解放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深刻而廣泛的革命。既是革命，就不可能沒有阻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每前進一步，“左”都頑固地阻撓黨的基本路線，幹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成為改革開放的阻力。“左”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宣揚我國現階段主要任務不是發展生產力，而是兩種製度、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反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宣傳要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提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階級鬥爭為綱”這些已經被實踐證明是完全錯誤的理論搬出來，完全背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所確定的基本路線；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借姓“社”姓“資”的問題，拿大帽子嚇唬人。所有這些“左”的表現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成為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主要阻力。
在黨的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
江澤民同誌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提出。在黨的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在黨的曆史上曾多次出現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僵化的“左”的傾向。民主革命時期，王明推行的教條主義提出：“為中共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而鬥爭。”用馬克思主義詞句嚇人、壓人，把蘇聯革命的經驗教條化，幾乎斷送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出現的不講科學、不按經濟規律辦事，搞“大躍進”、“大鍋飯”、平均主義分配等都是“左”的思想反映，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從思想路線到組織路線的全麵“左”的泛濫。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左”依然是主要危險。“左”的東西之所以根深蒂固，有深刻的思想和政策根源。長期以來，人們認為一是立場問題，“左”是認識問題，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輕視“左”的錯誤，姑息“左”的傾向，造成“左”右的思想定勢。在深厚的小生產的社會基礎、強大的“左”的曆史傳統中，有著直接導向的是思想和政策策略，而最基本的還是小生產的社會基礎。小生產意識和習慣的廣泛存在，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為“左”提供著思想溫床。隻有堅定不移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深化改革，全麵實現社會化大生產，才能最終杜絕“左”的泛濫。
四個不變
鄧小平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長期穩定不變的論斷。他在1987年3月8日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姆維尼時說：“總的講，我們有四個不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變，一心一意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變，對外開放政策不變，進行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的方針不變。”指出這些路線、方針、政策人民讚成、擁護，就變不了，誰要變人民就會反對。如果走回頭路，隻能回到落後、貧困的狀態。因此，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從總的方麵看，我們這一代不但不能變，下一代，下幾代，都不能變，變不了。不變也就是穩定。因當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嚴重，所以鄧小平首先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變。這個不變，本來是中國共產黨基本政策穩定不變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有些人出於對中國共產黨基本政策的片麵理解而產生懷疑。對此，鄧小平在同年4月16日指出：“他們忽略了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兩個方麵，說不變不是一個方麵不變，而是兩個方麵不變。人們忽略的一個方麵，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堅持共產黨領導。人們隻是說中國的開放政策是不是變了，但從來不提社會主義製度是不是變了，這也是不變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