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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我擺脫令人詛咒的聯考製度，進入大學。在這個城市，人們活著隻為了被製成考試和賺錢的罐頭，但十八歲的我，在高級罐頭工廠考試類的生產線上，也已經被加工了三年，雖然裏麵全是腐肉。
秋天十月起住進溫州街，一家統一超商隔壁的公寓二樓。二房東是一對大學畢業幾年的年輕夫妻，他們把四個房間之中，一個臨巷有大窗的房間分給我，我對門的另一間租給一對姊妹。年輕夫妻經常在我到客廳看電視時，彼此輕摟著坐靠在咖啡色沙發上，“我們可是大四就結婚的哦。”他們微笑著對我說，但平日兩人卻絕少說一句話。姊妹整晚都在房間裏看另一台電視，經過她們門外傳來的是熱絡的交談，但對於屋裏的其他居民，除非必要，絕不會看一眼，自在地進出，我們仿佛不存在。所以，五個居民，住在四房一廳的一大層屋裏，卻安靜得像“啞巴公寓”。
我獨居。晝伏夜出。深夜十二點起床，騎赭紅色捷安特腳踏車到附近夜市裏買些幹麵、肉羹或者春卷之類，回到住處邊吃邊看書，洗澡洗衣服，屋內不再有人聲和燈光。寫一整夜日記或閱讀，著迷於齊克果和叔本華，貪看呻吟靈魂的各類書，也搜集各色“黨外”周刊，研究離靈魂最遠的政治鬧劇的遊戲邏輯，它產生的疏離效果，稍稍能緩和高速旋入精神的力量。清晨六七點天亮，像見不得光亮的夜鼠，把發燙的腦袋藏到棉被裏。
狀況佳是如此。但大部分時候，都是整晚沒吃任何一頓，沒洗澡，起不了床，連寫日記與自己說話、翻幾頁書獲得一點人的聲音，都做不到，終日裏在棉被裏流淌藍色和紅色的眼淚，睡眠也奢侈。
不要任何人。沒有用。沒必要。會傷害自己和犯罪。
家是那張藍皮的金融卡，沒必要回家。大學暫時提供我某種職業，免於被社會和生活責任的框架壓垮，隻要當成簡陋的舞台，上緊發條隨著大眾敲敲打打，做不賣力會受懲的假麵演出，它是製造垃圾的空蕩蕩建築物，奇怪的建築，強迫我的身體走進去卻拒絕我的靈魂，並且人們不知道或不願承認，更可怕。兩個“構造物”，每天如此具體地在那兒，主要構成我地供人辨識，也不斷地蠕動著向我索求，但其實抽象名詞比不上隔壁的統一超商更構成我。
不看報。不看電視。除必點名的體育課外不上課。不與過往結識的人類做任何聯絡。不與共同居住的人類說話。唯一說話的時刻是：每天傍晚或中午到辯論社，去做孔雀梳刷羽毛的交際練習功課。
太早就知道自己是隻天生麗質的孔雀，難自棄，再如何懶惰都要常常梳刷羽毛。因為擁有絢麗的羽毛，經常忍不住要去照眾人這麵鏡子，難以自拔沉迷於孔雀的交際舞，就是這麼回事，這是基本壞癖之一。
但，卻是個沒有活生生眾人的世界。咱們說，要訓練自己建造出自給自足的封閉係統，要習慣“所謂的世界就是個人”這麼樣奇怪知覺的我，要在別人所謂的世界麵前做淋漓盡致的演出。
因為時間在，要用無聊跑過去。英文說runthrough，更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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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她對我犯罪，用從前的話說是“該被我處死”，用後來的話就是逼我發生“結構性的革命”。水伶。我犧牲了僅剩存活的可能性，之後之外的，就是不堪的更不堪的更不堪的……被除數愈除愈小，但永遠除不盡，除式已然成立。
當一九八七年十月的某天，我騎捷安特在椰林大道上掠過一個身影，同時記起當天是那個身影的生日時，全部的悲哀和恐懼就都彙進我的存款簿了。我隱約知道，存款簿的數字跳號了，強力拒絕，隻能如此，以為可以把存款簿送回。
她剛好滿二十歲，我過十八歲五個月。她和幾個她的高中同學走過，隻瞥到側影，但關於她的沉睡意義，瞬時全醒活過來，我甚至能在車遺落她們很遠後，還仿佛看得到她的雀躍表情，以及如針般地感受到她勢必會惹人寵愛嗬護而流出孩子般無瑕滿足的心情。
即使至今，我仍然要因她這種天生勢必會惹人寵愛嗬護的美質，而勢必要旁觀寂寞。她總是來不及接觸較多一點的人，因為她原本周圍的人已用手臂和眼睛緊裹住她，使她無須更多也不用選擇，已經喘不過氣來被釘在那裏了。所以當我在她周圍時，我勢必會拚命裹緊她；不在周圍時，也就怎麼都擠不到她身邊，扳不開別人，她更是沒辦法自動擠出來。這是基本定理。她天賦如此。
隔了整年高三沒看過她，小心閃躲，絕不能主動打招呼，又渴望在人群裏被她認出。高一屆的高中學姊，危險黑桃級的人物，洗過一次牌又抽中，更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