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我就知道，山西是中國產煤最多的地方。我的中學是在太原鐵路中學上的。那時的勞動課就是參加“晉煤外運”。到車站上裝一天煤，回來再寫一篇《記一次晉煤外運》的作文，就算是“教育與勞動生產結合”了。中學生，不足18歲，不分男女都幹成年男性的裝煤工作，且分文不取，這可是最廉價的童工。不過當時盡管肉體疲勞，心裏還是驕傲的，因為老師告訴我們，把煤運出去就是為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
不過祖宗留下的煤運走了，山西並沒有富起來。說起來當時全國都窮，但產煤的山西似乎比用煤的上海、北京還要窮。長大以後知道了晉商，才知道山西曆史上的富與煤無關。晉商最早起源於鹽，以後從事廣泛的貿易活動，包括山西並不出產的茶葉貿易，再以後有了票號，稱雄一時，富甲海內。當時，曹家、喬家這些富商都與煤無關。他們的家產在千萬兩白銀以上，而大清帝國正常年份的財政收入，一年才四千萬兩白銀。20世紀初，山西的煤礦受到重視，英國人利用清政府的腐敗獲得了采礦權。山西的有識之士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保護運動，並最終獲得勝利。以渠本翹、劉篤敬等為代表的晉商還組成了山西近代史上最大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保晉礦務公司。可惜煤並沒有能挽救晉商滅亡的命運。
山西煤的大規模開發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大規模的工業化和經濟建設需要煤，山西的煤就生逢其時了。在煤炭行業中居於龍頭地位的大同礦務局就是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之一。從北到南，整個山西成了一個大煤礦。不過山西從中獲益並不多。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山西的定位是煤炭供應基地。盡管煤是稀缺資源，但並不按市場規律定價。我們都知道農產品與工業產品的剪刀差，其實在工業品中作為原料和燃料的煤與製成品之間也存在剪刀差。在這種剪刀差的格局之下，山西損失了多少財富，好像沒人計算過。
計劃經濟下的賬就沒法算了，幾億農民吃了剪刀差的虧都沒法說，咱一個小小山西算什麼呢？好歹祖國的繁榮有別人一份，也有咱的一份，沒人埋沒就行了。不過經濟改革之後，山西煤的狀況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煤的價格一直受到嚴格控製，至今也沒有完全放開。今天別人都說山西人以煤致富，其實他們忘了轉型過程中山西煤炭企業那一段艱辛的過程。人們隻看山西富人如何買車買房，但卻忘了靠煤富起來的僅僅是極少數人。絕大多數人的狀況並沒有因為煤價上揚而改善。當大量的煤從山西運走時，留給山西百姓的是環境汙染和地麵塌陷。在全國十大汙染城市中，山西有六個，且壟斷了前三名。
煤留給山西的不僅僅是貧窮和汙染，更重要的是思想保守和僵化。計劃經濟時代，中央對山西的要求是確保煤炭供給。山西的多屆領導人都有在煤炭行業工作的經曆。或者由大同、陽泉這些大煤礦企業提拔起來，或者先由這些大煤礦企業進入煤炭部，再回到山西。在他們的心目中，煤炭是第一位的，隻要完成煤炭任務，就上使自己對得起中央，下使自己有晉升的機會。他們是煤炭專家，自然而然的習慣就是一心關注煤。這使山西失去了其他機會。山西其實也是重型機器生產基地。太原重型機械廠曾生產過萬噸水壓機和三峽大壩的巨型閘門。不過始終沒有更輝煌的發展。山西的地麵文物占全國百分之七十以上，但旅遊業還是靠外地人拍的電視劇帶動的，且至今也不是旅遊大省。一個“煤”字壓倒了其他。“以煤為網，一網打盡”，絕不是山西富裕之路。
山西是內地省份，內地的特點就是思想保守。這種保守也是晉商衰亡的眾多原因之一。煤炭是計劃經濟控製最嚴的行業，也是市場化最晚的行業。從這樣的行業走出來的領導人思想難免不保守。一個地方的思想開放程度往往取決於領導人的思想開放程度。山西的內陸位置，晉商的保守傳統，再加上某些山西領導人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使山西思想的開放程度至今仍落後於其他地方。山西的國企改革落後於其他地方，山西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也遠不及其他地方。山西的人才外流，被稱為新晉商代表的李彥宏、陳峰等人除了籍貫為山西人之外，與山西沒什麼關係。如果他們當年留在了山西，恐怕難有今天的輝煌。
一個“煤”字罩住了山西。振興山西，必須走出煤的陰影。自然資源決定了山西還要挖煤，但絕不能是僅僅廉價地把煤作為原料出賣。發展煤炭的深加工，提高煤的附加值，山西才能由煤致富。一個“煤”並不是山西的全部，山西還要尋找其他比較優勢，實現經濟的全麵發展。要使山西即使把煤挖完了，也仍有繁榮的經濟。山西的旅遊業盡管有了相當快的發展，但離充分利用旅遊資源，還差得很遠。由煤炭的有煙經濟轉向旅遊的無煙經濟，是山西至關重要的一步。實現這一切的前提是打破“煤經濟”帶來的保守。
現在山西的主要領導人已經不出身於煤炭行業了。對山西人來說，這應該是一個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