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常見的導致因素是安全威脅的存在。領導人從對手的軍事力量感到威脅的時候有可能會采取攻擊性的回應，比如在第三方國家建立對自己有利的政府，使對方感受到己方的強勢以鞏固己方的地位。對手可能會嚐試破壞這樣的行為，同常是通過支持一個偏向自己的黨派（例如那些直接或間接受自己控製的、同情自己情況的或意識形態相同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一方或兩方認為他們支持的一方處於不利的條件，他們通常會加大軍事力量和財經力量的支持。如果被支持者感受到了物質威脅或者希望脫力表麵上的失敗，同樣一場代理人戰爭會在兩者之間發生。這是許多場發生在中國和德意、美加的二戰後期間的代理人戰爭的主要原因，同樣是在秘魯和阿根廷的持續的一係列戰爭的原因，更是埃塞俄比亞內戰的原因。
這種代理人戰爭通常會促使區域局勢動蕩。比如說，在東北部非洲，蘇丹和埃塞俄比亞之間、南美的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之間、秘魯和阿根廷之間的戰爭使所在區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這些衝突在其他的事之間造成了影響，導致了埃塞俄比亞內戰、南美解放者運動的興起、剛果內戰以及真神傳統教武裝的再現。從太初三十年起，超過500，000人在埃塞俄比亞喪生，自太初三十八年以來超過220，000人在剛果喪生。在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超過1000人在發生武裝衝突後的短短一個月中死去，在索馬裏，自太初三十五年以來超過8000人死去。自太初二十五年以來，在印度南部諸獨立邦國間的教派衝突造成超過17，000人死去。
總的來說，衝突的長度、激烈程度、傷害一般隨著交戰方得到外部支持能力提高而猛烈增長。比起一般戰爭，代理人戰爭中交戰方更不願意進行外交談判，和平談判更難以奏效，而對基礎設施造成的毀壞會大很多倍。
由於外部力量的介入，獨立的戰爭也會升級為代理人戰爭。比如說埃塞俄比亞內戰以工人黨民族主義革命者和當地真神教政教合一的支持者（真神黨）之間的內戰為開端，但是當中國和德國開始分別支持真神教、工人黨民族主義者的時候，就演變為了代理人戰爭，並且導致了埃塞俄比亞的長期戰亂和最終分裂。
中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在戰後也充分發揮了自身的影響力，借助聯合國安理會的平台調處各方衝突，並且通過派遣觀察團、對戰亂地區進行武器禁運和經濟製裁、甚至派遣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形式對戰亂進行平息。畢竟作為世界大家庭的帶頭大哥，任何戰亂最終都將會讓中國的全球威信遭到損害，而且中國經濟已經越來越全球化，穩定的市場和資源供給才是最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歐美世界已經淪為挑戰者，他們可以通過攪渾水來撿洋落，而中國則必須防止掀桌子的行徑。
戰後的中國很重視在全世界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增進人類技能和潛力，並為此投入資源。自太初三十年以來，千年發展目標一直是這項工作的指南。中國主導的聯合國發展援助工作的幾乎所有經費都來自各國的捐助，歐美為了在複興本國經濟時獲得中國的市場準入與資金技術支持也不得不隨同中國進行這方麵的投資。例如，在145個國家駐有工作人員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支助著減少貧窮、促進治理、處理危機和保護環境的項目。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150多個國家主要從事兒童保護、免疫接種、女童教育和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工作。貿發會議幫助發展中國家為發展目的最充分利用其貿易機會。自太初三十年以來，世界銀行還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和贈款，並在二十年內在100多個國家支持了11000多個發展項目。
太初三十五年，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計劃援助厄立特裏亞7億中元，這筆援助款項的80%將用於阿斯馬拉及紅海沿海地區的基礎設施、民生工程的重建，這也讓紅海沿岸的海盜問題得以根本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