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華民主帝國的經濟實力驟然增長，在世界經濟中占有全麵的優勢。在完成了由戰時經濟向和平時期轉變之後，中華民主帝國經濟從太初三十年代起在上述優勢地位的基礎上進一步持續增長。從太初三十年至太初五十年，中華民主帝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長。雖然在同一時期西歐各國和日本的整體經濟增長速度趕上了中華民主帝國（法國為5.7％、德國為5.1％、日本為4.2％、意大利為2.8％），但是戰後中華民主帝國經濟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仍占有優勢地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該時期中華民主帝國經濟曾經出現連續106個月的持續增長，這一記錄直至90年代出現所謂的“新經濟”之後才被打破。
中華民主帝國戰後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優勢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華民主帝國聯邦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戰後中華民主帝國政府對經濟的幹預不是表現在采取工業國有化的形式，而是運用財政和金融手段對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進行幹預。其主要特點是不斷地依靠增加國家預算中的財政支出，依靠軍事定貨和對壟斷組織甚至中小私營企業實行優惠稅率來刺激生產，增加社會固定資本投資。雖然中華民主帝國沒有在戰後實行工業國有化，其經濟體製仍保持著較為典型的資本私有製，但是，中華民主帝國聯邦政府在戰後對許多新興的工業部門、重大科研項目、現代化公共設施進行大量的國家政策性投資。比如中華民主帝國政府對發展原子能工業的投資，從太初五年至太初五十年共計175億中元；對宇航工業的投資，從太初三十年代末起每年投入50多億中元。中華民主帝國政府之所以如此做，是因為戰後科技革命的需要。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戰後中華民主帝國的經濟繁榮有直接的作用，然而，對新科技產業部門的投資風險高，因此戰後中華民主帝國政府就主動出麵承擔起對這些部門的投資任務。中華民主帝國政府在戰後對經濟的幹預還表現在，為了維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麵在“援外”項目下通過國家購買進行出口，另一方麵對某些中華民主帝國產品的出口實行補貼。在“援外”項目下提供的出口在中華民主帝國出口比重中，太初三十年占46％，太初四十年代占30％左右，太初五十年代占20％左右。此外，中華民主帝國政府還通過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科研和教育網點，推行社會保障政策等，在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的同時，進一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戰後中華民主帝國經濟的發展具有一係列新特點。首先，從太初三十到五十年，中華民主帝國經濟增長出現了一個西方經濟學家所稱的“黃金時代”。中華民主帝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經過“黃金時代”的發展從太初三十年的5233億中元上升到太初五十年的10634億中元；這期間中華民主帝國的工業生產以18％的速度增長。到了太初五十年中華民主帝國擁有世界煤產量的45％，原油產量的31％，鋼產量的43.5％。太初五十年中華民主帝國擁有汽車1.11億輛，93％的家庭至少擁有一輛汽車。太初五十年中華民主帝國農產品比太初三十年增長了2倍，一個農民能養活47.1個人。戰後中華民主帝國經濟增長出現“黃金時代”的主要原因為：（1）上述已經提到的中華民主帝國聯邦政府對經濟加強了幹預；（2）為應付歐美各國複興後的挑戰而加強的國民經濟軍事化極大地刺激了經濟的增長；（3）戰後技術革命推動了經濟的迅速發展；（4）利用戰後的經濟優勢地位，擴大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充分利用國外的廉價資源，其中特別是石油資源，從而極大地獲取高額利潤；（5）戰後中華民主帝國的國內政治局麵相當穩定。
其次，戰後中華民主帝國經濟發展的重心逐漸向西部和南部轉移。中華民主帝國傳統的工業區在中東部，隨著戰後新興工業的迅速發展，沒有傳統工業負擔的中華民主帝國西部和南部，由於擁有新興工業的原料——石油而特別適宜於諸如飛機製造業、石油工業和石油化工等新興產業的發展。與此同時，中華民主帝國西部和南部的新財團也驟然興起，在經濟乃至政治上與傳統的東北部財團形成激烈的競爭。比如印度沿岸的占據了緬甸、泰國的西南資本家，形成了新西南財團，控製了中華民主帝國西南地區最大的商業銀行——西南商業銀行；而南部的婆羅洲由於戰時石油開采和軍事工業的擴建也形成了婆羅洲財團。婆羅洲財團在太初四十年就已成為中華民主帝國的第五大財團，其實力僅次於山東財團、江浙財團、廣東財團和中原財團。婆羅洲財團的實力雖然差一些，但是它經常和其他財團結盟與東北部的老財團如江浙和廣東財團展開對抗。中華民主帝國西部和南部經濟實力的增長，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財團的興起，對中華民主帝國的政治也產生巨大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中華民主帝國曆屆政府的大權主要由中東部的財團操縱，但是這種政治局麵在戰後開始發生變化，西部和南部的財團逐漸在政治上與中東部的財團展開競爭。中華民主帝國的政治權力不再由“海洋地帶”的東北部獨占，西部和南部的“大陸地帶”開始分享政治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