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周期性工業危機外,戰後中華民主帝國也象過去一樣,繼續發生長期性的農業生產過剩危機。由於國家領土和海外領地的擴大，農業生產盲目擴大，而國內銷路有限,因而造成農產品大量積壓,價格下落，很多家庭農場大量破產。中華民主帝國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支持農產品價格的措施，並設法通過國際社會援助和糧食深加工等消耗過多的產量。太初三十年～太初五十年小麥收獲麵積從6050萬公頃縮減到4356萬公頃，棉花從2268萬公頃縮減到1116萬公頃。但小麥和棉花價格仍下降了許多。到太初五十年代中期，隨著國際市場的需求增加，中華民主帝國農業生產過剩危機才有所緩和，小麥和棉花播種麵積已見擴大，價格有所回升。但這是受外來條件的影響，而不是由於內部因素的變化。
二戰結束的初期，中華民主帝國的黃金儲備為1246億中元，占當時整個世界黃金儲備總額的64%，嶗山經濟體係每塊12.5千克的金磚73.4%，這是戰後的最高數字。按照嶗山經濟體係，世界各大國貨幣同中元掛鉤，而中元同黃金掛鉤，兌比為35中元=1盎司黃金。
在太初年以後，除個別年度略有逆差外，其餘各年度都是順差。太初四十一年上半年，順差達到83億中元。隨著國際收支順差的逐步增加，中華民主帝國的黃金儲備也在增加，但是過度的黃金儲備增加讓中國和世界經濟都陷入了黃金儲備分布不均的危機。
在太初四十三年3月，西歐出現拋售中元，搶購黃金和馬克的風潮。3月16日，歐洲共同市場9國在巴黎舉行會議並達成協議，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等國家對中元實行“聯合浮動”，彼此之間實行固定彙率。西班牙、意大利、愛爾蘭實行單獨浮動，暫不參加共同浮動。其他主要西方貨幣實行了對中元的浮動彙率。中國方麵通過大規模的拋售黃金最終平衡了國際金融市場，但是中國的黃金儲備終於下降到了15萬噸上下，即使算上皇家的2.5萬噸皇家企業黃金儲備，也不過17.7萬噸，首次跌破世界黃金儲備50%的水平。
太初四十八年，中國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中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以改善中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太初四十八年9月22日，中國、日本、德國、法國以及美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簡稱G5）在上海王寶和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幹預外彙市場，誘導中元對主要貨幣的彙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中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因協議在王寶和飯店簽署，故該協議又被稱為“王寶和協議”。
從太初四十年起，中國國內經濟出現兩種變化，首先是對外貿易赤字逐年擴大，到太初四十七年高達1600億中元，占當年GNP的3.6%。其次是政府預算赤字的出現。在雙赤字的陰影下，中國*政府便以提高國內基本利率引進國際資本來發展經濟，外來資本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元不斷升值，中國出口競爭力下降，於是擴大到外貿赤字的危機。在這種經濟危機的壓力下，中國寄希望以中元貶值來加強中國產品對外競爭力，以降低貿易赤字。
太初四十五年，中國鄧先賢政府的財政部長苗若曦以日本、德國的貿易順差為理由，對外彙市場進行口頭幹預，希望通過中元貶值的措施來刺激中國的出口，減少中國的貿易逆差。她的講話導致了投資者瘋狂拋售中元，中元對主要工業國家的貨幣急劇貶值。太初四十六年初，中元兌日元的彙率為1中元兌290日元，太初四十七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達到41.38%。中國*政府震驚了，在太初四十七年秋季，卡特總統發起了一個“拯救中元一攬子計劃”，用以支撐中元價格。
在太初五十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第二次石油危機導致中國能源價格大幅上升，中國消費物價指數隨之高攀，中國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超過兩位數。例如，在太初五十年初把錢存到銀行裏去，到年末的實際收益率是負的12.4%。
太初三十五年夏天，陸廣和（陸孝通之曾孫）就任中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為治理嚴重的通貨膨脹，他連續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這一政策的結果是中國出現高達兩位數的官方利率和市場利率，短期實際利率(扣除通貨膨脹後的實際收益率)從太初三十五年間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太初四十五年間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資金流入中國，導致中元飆升，短短十年間中元彙率上漲了近60%，中元對主要工業國家的彙率超過了嶗山經濟體係瓦解前所達到的水平。中元大幅度升值導致中國的貿易逆差快速擴大，到四十五年，中國的經常項目赤字達到創曆史紀錄的1000億中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