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丁認為公共草地永遠長不好，最終隻能是一場悲劇。因為公共草地歸集體所有，但人們在草地上放的是私人的羊，賣羊的收入歸個人所得。毫無限製地在草地上放羊，必然造成草地退化，但草地退化帶來的損失卻是由全鎮（納稅）人平均負擔。如果鎮上的人口很多，平均下來每個人攤到的草地損失雖說沒有多少，但養羊大把大把的收入卻揣進了個人腰包，放羊越多，得的便宜就越大。有些人沒住在草地邊上，無法放羊，卻同樣承擔這種損失。
哈丁認為，在這種體製下，每個人的想法是拚命地利用草地，放的羊越多越好，爭取在草地徹底完蛋之前多撈一點。大家都這麼想這麼做，公共草地怎能長好？因此他最後的結論是：如果使用公共資源來為個人謀私利，“公共草地的悲劇”是無法避免的。
當時哈丁借用這個例子去分析人口增長和環境汙染問題。
在中國，同類問題也很多。拿人口來說，過去人們都想多生孩子，將來勞動力多收入就多，村裏的人也不敢欺負你。孩子們創造的收入歸家裏，而孩子們的教育、醫療乃至就業的費用卻由國家即所有納稅人負擔。因此孩子生得越多，占的便宜就越多。再拿環境汙染來說，一個人開個小造紙廠，利潤歸個人所有，廢水排到河裏，造成嚴重的環境汙染，但汙染帶來的損失卻要由所有的人來承擔。所以，人們都拚命去增加生產規模，追求更多的利潤，誰也不在乎地球變成了一個天然垃圾站。
上世紀60年代正是西方環境保護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公眾的環境意識不斷提高，所以哈丁“公共草地的悲劇”的觀點一問世，立刻不脛而走，被人們廣泛接受，因為“悲劇”並不局限在人口和汙染上，而是在自然資源利用中廣泛地存在著。
哈丁理論在西方大紅特紅，但在當時的中國卻沒有什麼影響。
過去人們常說“美洲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我再舉個野生動物保護的例子。
有一種說法叫“野生無主，誰獵誰有”，於是總是屢禁不止，亂捕濫獵。其實，說野生動物無主是不對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上說得清清楚楚，野生動物資源歸國家所有，國家指定權力部門來負責野生動物保護管理工作。然而由於我國體製上的不完善，以及管理機構本身的原因，野生動物管理工作十分薄弱，造成野生動物資源所有權虛置，也就是說它歸全民所有。而這個全民沒有落實到具體的個人或群體，實際上不歸任何人所有，結果就成了“野生無主”。於是，誰抓到就歸誰，消耗了公共資源，而產生的經濟效益全歸私人。這不是“公共草地的悲劇”又是什麼？
事實上，由於體製、製度和規範的欠失，在我們身邊，如果細心的話，隨處都可以發現“公共草地的悲劇。”時至社會文明程度正在突飛猛進的今天，不是很值得我們深思嗎？
5.規則要靠誠信來恪守
人類社會需要規則，因為規則是社會得以維持的必要條件。在一個特定的空間中，如果隻有一個人，規則是不必要的。如果多了一個人，一些簡單的規則就必需了。
據說我們中國人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形象還有待繼續提高，因為我們的形象並沒有高大到令我們十分滿意的程度。這倒不怪“中國人”三個字，而要怪我們中的一些人並沒有把“中國人”的形象當回事，在客觀上不幸而糟踐了“中國人”的形象，讓我們當中一些形象好的人也跟著沾了不好的光。
在國外訪問，見到幾個留學的中國孩子。一個孩子因為經常逃學，考試未能通過。我問：“通不過是不是重修？”孩子得意地說：“別人要重修，我才不那麼傻。”他告訴我，學校的規則是，考試沒有通過的學生，如果有醫生證明學生在考試期間生病了，可以在一定時間內補考。補考的卷子和原來的卷子基本一樣，大概隻有百分之二十的題有差異。“我可以讓考完試的同學把題告訴我，這樣至少可以拿60分。”
“你怎麼才能拿到醫生的證明呢？”
“去唐人街找中國醫生，送他一個小禮物就行了。”
看著他清澈而明亮且充滿得意的眼眸，我心裏湧上一種悲哀。學校的製度想必是經過充分論證的，其前提假設是每個沒有通過考試的學生都是誠實的人，給誠實的學生一個補救的機會，這是教育製度的合理性之一。這個製度在這所有著百年曆史的世界名校公平而有效地適用多年，在這個中國孩子這裏竟然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