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6章 社會需要規則,管理需要規則(2)(2 / 3)

這樣的例子很多。從托福的分數到個人成績單,小到個人資料,大到以國家名義進行的公證,那些以誠實為前提的規則被我們的同胞耍得一塌糊塗。由於這樣的行為被頻頻發現,很多國家都對中國人采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例如,有些大學在錄取中國學生時不得不增設更多的標準,以保證被錄取的學生是“真材實料”。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碩士項目曾要求中國學生的推薦人要寫中文推薦信,而且最好手寫,因為他們發現那些使用了最誠摯美好語言的英文推薦,大部分出自被推薦人自己之手。我們這個民族的公信度由於人們對規則的不恭而受到傷害。

遵守規則和誠信之間的關係很具有一些哲理性。規則是約束人們行為的,是社會對應然行為的抽象。抽象的行為規則很有一些符號特征,就如馬路上的紅綠燈。當規則適用於社會現實的時候,如果現實是虛假的或者扭曲的,規則的意義就不複存在了。把這個意思倒過來說,從虛開增值稅發票到賣假貨,所有逃避規則的行為都是虛假的。在這個意義上,法治國家的前提條件是誠信社會。沒有誠信社會,法治國家就是水中月、鏡中花。那麼,一個法律製度的設計,應該怎樣才能使人誠信並自覺地遵守規則呢?

拋卻道德說教,保證規則得以遵守的最有效機製是利益調整。人類社會需要規則,因為規則是社會得以維持的必要條件。在一個特定的空間中,如果隻有一個人,規則是不必要的。如果多了一個人,一些簡單的規則就必需了。比如,兩個人如何互不幹擾,再進一步,如何互相協調。不幸的是,社會是由很多人組成的,他們不得不依照規則來分享自然、社會、政治和權利資源,因此,規則和人類社會共生,按照自然法學家的說法,是為了保證人類不在互相爭奪中毀滅。國家產生以後,在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力量所製定的規則獲得國家強力的支持,但是規則的遵守主要還是依靠社會成員的內心對規則的尊重,前提是遵守規則給每個人帶來好處。例如,西方社會近代以來法治架構的形成給個人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和發展空間,人們遵守規則,同時也在法治的範圍內獲得了個人的最大利益。

人為什麼不遵守規則,或者說人在什麼條件下不遵守規則?答案很簡單,如果不遵守規則不會受到懲罰而且能夠帶來利益,那麼人們一定不遵守規則。偷稅漏稅是典型的例子,買賣假文憑也是典型的例子。一個社會最可怕的是形成一個破壞規則的鏈條,在這個鏈條的作用下,破壞規則的行為得到最大限度的承認和保護。例如,憑借假學曆湊夠升遷的條件,前提是負責升遷的部門認可假學曆。遵守規則是利益驅動,不遵守規則也是利益驅動。因此,從製度設計來說,迫使人們遵守規則的最有效手段是運用利益機製,使其損失大於其對收益的期待。

然而,這麼簡單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中卻要複雜許多。中國是儒家思想的故鄉。儒家文化,講究的是禮。禮的核心是不同的社會階級遵守不同的行為規範,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別親疏,殊貴賤,每個人因為遵守不同的規則而獲得自己的最大利益,社會也因而形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個人的高貴與卑賤經常是和處在什麼樣的規則調整範圍聯係著的。故中國雖然是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也是世界上最早有成文法的國家,發達的規則曾成為亞洲其他國家的楷模。但是不遵守規則,或者遵守與別人不同的規則是隱藏在國人心中的一種欲望,此欲望的實現,即使不能帶來利益,也能帶來與眾不同的感受。即使到了今天,有些人一旦能夠通過不遵守規則或者破壞規則而獲得利益,則不但竊喜於胸,而且溢於言表。

更為重要的是,在我們的曆史文獻和文化遺產中,製定規則者玩弄規則的事例被用來證明智慧,躲過法網是最重要的處世之道。西方用蘇格拉底飲鴆自盡的故事證明他對規則的尊重,中國人從中看到的是迂腐。我們自豪的故事是曹操軍法嚴明,但是可以“割發代首”,既表現了法律的威嚴,也開了法網一麵,隻有中國人才有此絕招。中國曆史上大大小小的戰爭總有一個規律,贏家都是以“智”取勝,“智”表現為狡猾,所謂“兵不厭詐”是也,兩軍相對,你死我活,沒有規則可言。與此相對照,西方曆史上的戰爭,特別是冷兵器時代的戰爭,特別講究規則。如何擊鼓開戰,如何布陣,如何進攻,如何鳴金收兵等等,均有嚴格規定,雙方必須遵守,甚至個人之間矛盾的處理,也表現了對規則的不同態度,在矛盾不可調和的情況下,中國傳統文化講究“一日百戰”,勾心鬥角,殺人不見血。西方講究決鬥,兩個帶著致命武器的人為了利益或者名譽公開殺個你死我活,決鬥之前要宣誓,表明自己不用陰謀暗箭。看外國電影中決鬥的場麵,總有自己支持的一方,心裏希望他機靈點,49步就回頭向對方開槍,可他偏偏按規則走50步,一個遲疑,結果被對方開槍打死了。我喜愛的詩人普希金就死於與一名法國男爵的決鬥,這曾經是我心裏的一個結:這個天才為什麼這麼傻?有一次和同事笑談至此,看法不謀而合,看來我們都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在中國的文明史上,各種治國學說主張不同,但重“術”輕“法”是共同的。對人物的評價也表現了這種傾向,即講規則者敗,不講規則講謀略者成,成者王侯敗者賊。在這樣的文化導向之下,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從小就盤算著怎樣淩駕於規則之上或遊離於規則之外。結果是時光進入21世紀,建設法治國家早已成為治國方略,但我們看到的往往不是遵守遊戲規則,而是把規則當遊戲:三個人以上的排隊就會有人加塞,“闖紅燈”成為經驗和美談等等。對沒有機會從偷稅漏稅等富人的遊戲中獲得精神和物質滿足的普通人來說,破壞排隊或者交通秩序雖然不能帶來明顯的好處,但至少也能滿足一種心理。這可能是導致普遍破壞規則現象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