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政壟斷的正麵探索
進入90年代後成立了國家一些公用企業，將公用事業的進行逐漸轉向企業化運作，但是由於仍然由政府進行財政的扶持和政策的部門“條條”壟斷傾斜（雖然可以說是必要的），也僅僅是包裝上企業運作的外衣的部門“條條”壟斷樣板。部門“條條”壟斷的主體是行業總公司，即帶“中”字頭或“國家”字頭的各行各業的總公司，包括帶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各類總公司。這類壟斷企業依托行政部門的特權，政企合一，官商一體，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同時還是規則的製定者。在這種遊戲規則的競爭下，必然導致不公平競爭，市場經濟秩序混亂，消費者利益嚴重受損，即壟斷行為非常嚴重。同時政府“設租”、“尋租”的機會增加，影響了政府的形象。但另一方麵又證明了用企業的形式進行經營有利於提高可經營性公共服務的經濟效益，在增加國家稅收方麵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行政壟斷事業型企業的製度仍需要進一步改革，讓其真正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而傳統上被保留下來的“純種”事業單位則更需要在之前的“總公司”改革的基礎上進行經營模式、資金運作方式的變革，以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二）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政策環境因素
政府轉型的目標取向是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政府轉型是一場深刻的“政府革命”，對於“政府再造”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不應當再扮演經濟建設主體的角色；不應當再壟斷更多的經濟資源和經濟權力，不應當擁有部門利益和集團利益；更不應當產生令百姓痛惡的體製性、部門性的腐敗問題。而應當成為為市場主體和全社會服務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機構，應當成為能反映和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公共服務型政府。
十六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GDP的增長不是最終目的，它要以社會各方麵的協調發展為重要前提。所謂“公共服務型政府”，從經濟層麵上說，政府存在是為了糾正“市場失靈”，主要為社會提供市場不能夠有效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製定公平的規則，加強監管，確保市場競爭的有效性，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政府不應該直接作為微觀經濟主體參與市場競爭或者壟斷特權與民爭利（14）；公共服務本身也可以創造出巨大的市場需求，政府的有效引導，既可以實現經濟增長又可以達到公平。
這樣的環境下，政府進一步放鬆對公共事業的直接管理將成為趨勢，像原來的製度，政府既沒有多餘的精力去有效的經營事業單位，又不給他們真正的自主權，也不是企業，這種“兩不像”的特點，導致的是事業單位無人管，最終影響的是老百姓。還不如將它們徹底地交給其他的市場經濟主體，在製度上，立法上對公共服務進行監管，提高服務的質量和效率，使受益的群體更廣泛，真正實現公共服務型政府。
二、事業單位市場化改革的試探性建議
（一）以國外的經驗確定公共服務改革的基本類型
目前，世界各國的公共服務模式大致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最低保障與兼顧效率型”的公共服務模式。它是一種在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上堅持以市場為主導，引進競爭和激勵機製的製度模式。以美國和德國為代表，“全麵公平型”的公共服務模式，把公平作為首要價值理念。它強調以國家為主體，實行對全民的普遍保障。國家承擔著保障全體國民的義務和責任，每個人都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以英國和北歐為代表，“效率主導型”的公共服務模式，就是通過國家立法等強製手段，以個人或家庭的儲蓄來進行自我保障。“最低保障與兼顧效率型”的公共服務模式，國家負擔輕，對經濟效率產生正麵影響，以新加坡和智利為典型。
統計研究表明，從國民經濟良性運行標準去判斷，在人均GNP增長率、國內儲蓄、國內投資、通貨膨脹、事業率等指標上，全麵公平型較其他兩種不利於國民經濟的良性運行。因而，中國的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發展模式，應注意吸取外國的教訓，避免重蹈全麵公平型的覆轍，而我國現在的經濟水平還沒有具備采用“效率主導”型，最好是借鑒“最低保障與兼顧效率型”的發展模式。
（二）從基層單位開始進行事業單位的改革
由於我國的事業單位大部分已經放歸地方，而且生活在小城鎮的居民對公共服務的需要也最大，同時也最難滿足。因此對公共服務的設計更適合從基層的小型城鎮開始。
小城鎮公用事業的發展現狀：總體水平不高，部分產品短缺，政府負擔沉重。究其原因，從大的方麵看，除了有經濟發展程度不高，群眾的整體素質不高，人們對公用事業重視程度不夠外，還有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方麵是國家直接提供的產品種類稀少，使一大批應由國家財政直接提供的產品變成了要由地方非財政收入提供，如有線電視、車輛管理、公共排汙、體育休閑設施等等。另一方麵是地方政府在用非財政收入進行公用事業建設時，根本就不大講究建設和運營資本。由於計劃經濟的影響，在人們的概念中公用事業等於公營事業。由於鄉鎮的公用事業總體規模較小，由政府直接經營，便形成“麻雀雖小，五髒俱全”，管理人員多，費用高，成為基層政府財政的沉重負擔。但是由於其本身的公益性質，不可能像國有企業“一破了之”，它涉及到的是老百姓切身的需要，這就形成了基層公用事業效益低下卻“屹立不倒”的怪圈，這個怪圈又導致了基層政府財政的持續困難，形成一種難以治療的惡性循環。因此基層地方的公用事業對私營化的需要更為迫切。
對一些規模小，沒有贏利能力的項目，可以實行頒發許可證方式，政府既不補貼，又不收取其他費用。對不屬於天然競爭項目，但又必須適當控製的行業宜采用此種形式。如：衛生保潔，車輛管理，幼兒園等。因為這些項目在每個地方都必須設置，而且成本並不高，完全由民間資本運營最為適當，而政府隻需要進行相應的引導即可。而對一些具有壟斷性質、需要一定經營規模的，且具有一定贏利能力的，可以采取競價競標的方式出售許可證，如有線電視的經營。此外達到一定規模的市場管理服務，也可以采取這種方式。最後對一些投入巨大、回收期長、贏利能力差且惠及人口多的項目，可以實行差額補貼的方式，如義務教育階段的小學和初中等。因為國家對義務教育的管製較為嚴格，並沒有多少營利空間，因此對私人資本的吸引力有限；但是國家對義務教育的保護政策卻又是對私人資本的支持，如對教師工資的國家支持。這時如果設置一些補貼，如根據學生數量進行教育補貼，不僅給民辦基礎教育者減輕負擔，更有利地保證了基礎教育質量，打消基層教育水平低的顧慮。（15）
（三）事業單位的規模應當更大
事業單位的改革涉及到的是公共利益問題，如何保證公共服務進入市場領域由非政府主體投資經營後，其競爭的能力。公共事業的一個特點就是投資大回報少，在吸引投資者的時候就已經處於劣勢，而進入市場運營後，雖然其消費對象是固定的，並且是有一定數量保證的，然而由於是從政府手中接過的服務性擔子，因此並不能夠製造成經濟壟斷實體以控製價格（這是我國事業單位市場化改革必須首先確保的），也就沒有實際的競爭實利，而要保持穩定的競爭力就必須形成足夠大的集團，對價格等機製進行統一的規劃。這是一種既區別於行政壟斷，又區別於經濟壟斷的形式；可以描述為一種行業的壟斷，它有利於一個行業的穩定與協調，也是市場經濟中私營經濟的自主凝聚的一個重要特點。這就是要求減少法律上獨立的部門以形成事業單位的規模。我國的事業單位的分類並不科學，沒有體現真正的行業區別，此外登記製度的不完善，使得對這些單位的管理並不能形成係統化，不利於公共服務的整合。如果要推行事業單位的市場化機製就必須首先解決這個問題。
（四）強有力的政府監控
提到政府的監控，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立法調節。製定統一的規則來引導市場投資主體的公共服務職能的開展。這種監控應該是間接的，而不應該是直接和全方位的，我國政府的這種“越權”傳統造成的是政府公信力的持續下降。應該注意監控方式的調整，重塑政府的權威。
以BOT方式（建設——經營——收回）實現監控。（16）即由民間投資建設，並允許其經營一段時間之後，再由政府收回。就像有的地方建高速公路一樣，由民間投資，國家允許其經營30—50年之後，再將其經營權和所有權交還政府。如集鎮農貿市場，在政府沒有錢投入的情況下，可以讓民間投資，經營一段時間後，再由政府收回。這是公共事業最受推崇的一種方式，而我把它理解為一種監控方式。隻有這樣，政府才會有動力關心好這個公共事業項目，因為其運營的好壞將直接影響到政府在將來的收獲，而這個授權經營的期限也必須足夠長，因為公共事業的回收率比較低，規定一個較長的期限更有利於保證投資者的利益，提高投資者的積極性。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地方政府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思考
顏如春
一、充分認識民營企業的重要地位
長期以來，民營經濟在夾縫中生存。他們以極強的市場活力和對經濟社會的突出貢獻，不斷改變著人們的思想觀念。黨和政府不斷調整政策，認識不斷深化，從十二大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到十二屆三中全會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到十五大的“非公有製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到十六大的“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到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非公有製經濟從小到大，從後台到前台，從配角到主角，不斷成長壯大，民營企業和民間投資逐步發展，目前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它與公有製經濟共同構成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