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傳播時代已然來臨。在影像工具日趨普及的今天，我們如何用好手中的影像工具？又如何通過一種框架性的建構，讓上述艱澀前行而又彌足珍貴的個人化、民間性努力，轉變為一種更富規律性、日常化和多層次的穩定記錄？本文僅僅是一次小小嚐試，意在起拋磚引玉之用。由於筆者影像經驗與史學積累的不足，觀點難免偏頗稚嫩，甚至流於對年鑒學派的簡單套用。但是，從倡導科際整合的年鑒學派入手，進而把借鑒的視野拓展到曆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積累深厚的學科，從這些先行者的身上汲取觀念、思維與方法，當然還有信心與動力，從而為影像記錄尋求更為科學、均衡和全麵的眼光來記錄轉型中的人類社會，這的確是筆者莽撞地提出上述構想的出發點。
然而，我們無法回避的現實困局，是當前多個致力於類似努力的創作團隊，境遇大多並不盡如人意，體製性的障礙讓它們步履維艱。在曆史領域，《見證·影像誌》在淩晨時段苦苦堅守著自己的創作理念，預計12年完成的影像工程——《甲子》係列也進行到了第四個年頭。但是，當下功利、短視的傳媒生態，還是讓影像工作者不時流露出某種擔憂。“在電視媒體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這個工程能否最終完成？如果你喜歡今年的《戌年記憶》，請為它祈禱。”[陳曉卿：《我們沒有完全失憶》，http：//www.cctv.com/program/witness/20060303/101419.shtml。]在現實領域，《紀事》已很難從容地進行長線的記錄，作為為數不多的仍然堅守現實領域的紀錄片欄目，“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挺孤獨的。”[劉鴻彥，《紀事》製片人，2007年2月16日在《紀事》欄目接受筆者采訪。]“事業單位，企業化運作”這一畸形的體製模式，使被政治任務與生存壓力時時牽製的電視傳媒，無暇顧及這種探索的長遠價值。而對這批影像工作者來說則更加尷尬與被動，理想的堅守經常遭遇萬惡的“末位淘汰製”的威脅，不得不在“宣傳機關”、“公益機構”和“市場主體”之間進行“人格分裂”式的拉鋸與搖擺。
那麼，在當下社會整體浮躁的大環境中，特別是置身於全球廣電媒介由公共體製向商業體製轉軌的大趨勢下，上述這種缺乏體製保障，又無法產生短線商業回報的構想，會有多大的可行性？它會不會成為又一個學術空想？
行文至此，筆者不由得想起了布洛赫生命中的最後時光。1941年，布洛赫和他所在的部隊正在德國納粹的猛烈攻勢下四處遷徙。當時也是年鑒學派最艱難的時刻，《年鑒》雜誌在他與費弗爾時斷時續的通信中維持著不定期的出版。也是在這個時候，布洛赫在一家小店買了一本學生用的筆記本，開始了新的寫作。三年後，布洛赫被捕，不久犧牲於法西斯的槍口之下。半個多世紀後再次翻開這本沒來得及完成的小書，我們仍能強烈感受這位年鑒學派開山鼻祖對曆史學未來圖景的無限憧憬。書中甚至不難看到如此陽光和溫情的筆觸：
這僅僅是一個幻想嗎？盡管道路曲折，然而在我看來，我們現在正處於比前輩更為有利的地位上，已可以看到前方的一線曙光。[〔法〕馬克·布洛赫：《為曆史學辯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頁。]
〔作者單位：中共福建省委宣傳部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