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元光、邱寶林
湖南和上海都在為他們的真人秀節目比拚。湘軍的《超級女聲》讓中央電視台感到如同“偷襲了珍珠港”，上海東方衛視則整合滬上資源，接連搬出《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兒》和《舞林大會》。這些節目在技術（電視、手機、電話）的助威下吸引了億萬人的眼球，人們的主體性得到極大的張揚，從而失卻了對價值的合理性追求，把自身的終極價值拋在腦後，而自信心卻得到極大膨脹。幾個娛樂節目驅動了幾億人，人們無比亢奮和急不可耐，甚至有點“歇斯底裏”。我們在思考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心態和心情——是平民性在大眾文化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還是社會的“浮躁”。
電視娛樂文化成為掙錢的工具是不爭的事實，也是電視娛樂文化越炒越熱的主要原因。但是娛樂文化片麵地注重它的商業性，而忽視了文化產品的人文關懷，以致引起社會的嚴重關切。麵對新的曆史時期，電視娛樂文化應該注重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關懷社會人生，承載曆史真實的責任。
一、防止非理性的社會“浮躁”
理性非理性是一個從古到今的哲學命題。非理性至少包含兩個概念：外理性的和反理性的。外理性是指不是理性的但不排斥理性，反理性是指不是理性的而且是排斥理性的。在西方，17世紀是科學的世紀，18世紀是光明的和理性的世紀，19世紀是理性擴張的世紀，20世紀呢？是非理性挑戰理性的世紀。
理性曾經是資本主義的精神支柱，但到了20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激化，西方文化出現多元和分化，非理性主義對資本主義理性提出挑戰，其實是挑戰文藝複興，主張關注、研究人的本能、情感與欲望，“強調個人主義，強調人的個性、自由、能動性和創造性”。[任麗芳：《非理性思潮與現代西方文化》，《江漢論壇》2004年7月。]非理性強調人的直覺，“在具有狂歡意義的審美追逐中，所體驗的快樂是直接和顯著的”。這種快樂“顯然已超越了純粹感官娛樂的閾限”，在回避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中“建構著大眾文化的自足性”。
與西方不同的是，西方經曆了科學的世紀和理性與光明的世紀，從工業文明走向信息社會，而中國是從古代專製主義進入信息社會。嚴格講，我們和古代專製主義區別不大，或者隻是專製主義的軀體加上了現代的外殼。
以中國傳媒的表現而言，充斥在報紙和電視上的文化是“大眾審美的狂歡追逐”，它既忽略曆史的真實（如曆史電視劇《康熙大帝》，電影《夜宴》、《英雄》等），又缺乏現實的真實（《加油！好男兒》），大眾不過是借這些虛擬的情景來獲得節日般的快樂，發泄他們的情緒。
非理性社會是什麼狀態呢？用德波的話說就是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物化現實被抽離了物質生產過程的現代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圖景，馬克思所指認的市場交換中已經顛倒的物與物的人的勞動關係成為商業影像表象中呈現的一具偽欲望引導結構，是虛擬圖像拜物教。
一個虛擬的直觀的視覺社會。少部分人表演，多數人帶著癡迷在全神貫注地關注或觀賞少數人操控的演出。電視上一天播出17小時，如上海東方衛視播出的《加油！好男兒》，這種表演“有一種真正的‘催眠行為’和刺激力量”。
看起來很民主而非暴力的政治意識形態，沒有任何人強迫你，也不是商業社會中的強買強賣，甚至是去政治化的，看客是大眾，表演的是大眾，甚至評委也是大眾，但你在不知不覺中被奴役，被景觀奴役，被操控景觀的人奴役，並且是深刻地被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