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調查過《加油！好男兒》的粉絲，問他們，“誰要你們做這樣的事？”“沒有呀，好玩！”“你不懂，這是代溝！”“大家都是這樣。”一位女大學生說，她是XXX的Fans，已經花了幾千元學費去為XXX拉票。她說她把她的活動拍成DV寄給她那貧困的父母，她父母看到她們快樂的樣子，都感動得哭了，連忙去為她籌學費。她父母一生中第一次如此被感動。如果沒有《加油！好男兒》，她父母一生中未必有被感動的機會。
非理性社會的最大特點是所有的事，如果不出現在報紙上、電影電視上，似乎就不存在，因為在今天，個人的現實如果不能被虛擬為一種非真實的圖畫、景觀，他將一事無成。甚至古人在今天的成功也得益於傳媒。我們從曆史書上知道的康熙、乾隆和今天年輕人從電視上知道的康熙、乾隆並不像同一個人。
沒有理想，癡情於視覺社會的大多數人偏離了本真；失卻了理想，沒有理想，當然就沒有批評性和創造性。
二、警惕人文屈服於市場壓力
商品化的社會發展方向使得電視媒介市場越來越發達，在傳播效果與經濟利益的雙重要求下，電視娛樂文化的內容和形式逐漸被廣告商所決定。節目製作者盡一切可能去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創造一些煽情、刺激和搞笑的節目類型；鼓動嘉賓按照設計好的方式回答問題；在煽情的時候主持人必須擠出一些觀眾想看到的眼淚；在應該笑的時候現場觀眾必須按指揮適時發笑，以至於一些人對電視娛樂文化的批評更為直接：“電視劇庸俗得搞不下去時，電視製作人就會給你們炮製晚會；晚會庸俗得搞不下去時，電視製作人就會給你們炮製知識競賽，好丈夫競賽，用一些死記硬背知識來考群眾的記憶力，用毫無想象力的遊戲節目讓來賓們出洋相……”[駱爽：《文化人批判》，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頁。]這些批評直指電視娛樂文化因為商業化而不顧社會效益，導致其種種喪失人文關懷的現象。
將“立足平民化視角，貼近大眾的價值和審美，關懷親情、愛情和友情的理解與溝通”作為基本宗旨的情感類節目在內容選取上不是對明星私生活的窺視，更不是對離奇事物的探秘，而是許多普通觀眾自身的隱私和情感經曆，對生活、對朋友和家人的種種感情，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為處於當代社會緊張的工作壓力、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現狀下的大眾提供了表達自身情感世界的平台。因而這類節目也被普遍認為是具有高度人文關懷的娛樂節目的典範。但是，發生在情感類節目的一係列事件讓人們不再停留在事物的表麵看待它們。1998年開播的湖南電視台《真情》欄目一直擁有很高的收視率，但在2003年5月的一期節目中，一女子在錄播現場因情緒激動，當場割腕自殺；而2004年2月，欄目中又有一位母親因無法勸阻心意已決的女兒和男友的關係，在主持人的一步步追問下，導致矛盾進一步激化而昏倒在演播廳。不僅學者，甚至連普通的觀眾都開始對此進行反思，到底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呢？無論電視娛樂節目是否打著人性、人情的旗號，歸根結底，它們必須要受到經濟組織和商業邏輯的影響，從這個角度看，這類節目存在的原因在於：電視觀眾的窺視欲是隱私能夠得以兜售的前提，而電視娛樂節目的製作人則在用盡辦法挖掘參與者的情感和隱私，以滿足觀眾的窺視欲。從一個例子就可以證明這個觀點，我們可以發現這類節目的主持人大部分都是沒有心理學背景的娛樂明星，其目的隻是為了能夠多吸引一些觀眾觀看，由此可以看出他們關注的不是嘉賓的情感，而是節目高收視率背後高額的廣告收入，他們不在意嘉賓的情感承受能力，而是要一味探求嘉賓隱私來滿足觀眾的窺視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