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語境下，電視娛樂文化不僅對曆史進行歪曲反映，而且也對當下的現實進行非曆史性的表述。正像上文所述，電視娛樂文化構造了一種消費社會的天堂，它所針對的受眾群體是具有特定消費能力的社會人群，所描述的也多為這群人的生存狀態，而除此以外的社會群體卻在電視娛樂文化的“曆史敘述”中被漸漸“隱沒”。比如在青春偶像劇《真情告白》、《粉紅女郎》等中，把現代社會展現為富裕男女的愛情天堂。而新聞節目為了吸引受眾的注意，讓大量刺激性新聞，如醜聞、犯罪等成為熒屏的主角，對現實世界的報道極盡渲染、誇張之能事，構築了一個非真實社會。
按照黑格爾的觀點，曆史結合了具體事件的客觀和主觀方麵，既指對“已發生行為的敘述”，也指“該行為本身”。而事實上今天我們通常所言的“曆史”，指的就是這種對“已發生行為的敘述”，而非“該行為本身”。因為任何真正存在過的事件，除了親身經曆的當事人和親眼目睹的在場者以外，其他人尤其是後來者，必須通過別人或前人的敘述來完成對曆史事件的認知。而在現代社會中，媒介就成為對曆史事件敘述的主要載體。正像李希光所說，“我們腦海裏的真相絕大多數真相是媒體製造的”，[李希光：《畸變的媒體》，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頁。]所以電視娛樂文化所展現的內容都可能成為對曆史的記錄，成為後代人認識當代社會的曆史資料。
如果一個民族中的大部分人在被解構了的曆史（敘述）中無法了解他們的國家曾經真實地發生過什麼，如果一個民族中的大部分人並不在意是否能為後人留下真實的紀錄，而對曆史采取一種隨意的態度，那麼他們的未來將是令人擔憂的。
或許有人認為讓電視娛樂文化來承擔這些責任是一相情願的，但是，如果我們一味使之在商業邏輯和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控製下放任自流，一段時期後，當電視娛樂文化充斥整個熒屏的時候，電視的文化傳承功能、信息服務功能就會蛻化，而完全陷入一種全民狂歡的境地。
娛樂性節目不僅應該承擔娛樂的功能，也應該承擔起社會的責任，為人們在娛樂的同時產生對社會、對曆史的思考，隻有這樣的娛樂才是有積極意義的，也隻有這樣的電視娛樂文化才具有先進性。
可以說，任何一種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人類所共有的價值關懷，其中蘊涵著人類最為普遍的價值尺度和評價標準，同時它也指向著人類最基本、最深層的價值目標和價值追求”。[駱冬青：《新聞眼》，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真”、“善”、“美”就是文化的最終追求，它是衡量文化的價值尺度。同樣，娛樂文化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說，娛樂文化對這三者的追求高於其他文化。娛樂文化是在不斷發現人類“遊戲”本質的“真”，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娛樂中得到發展，營造社會的“善”，最終，作為人類最高精神追求的“美”也將獲得實現。當然，在娛樂文化中這三個尺度比較難以掌握，一方麵，娛樂本身就是人的本能，如果過分地限製人的娛樂就有可能導致對人的專製，可能會弱化對人自身的關懷，導致禁欲主義的重現；另一方麵，電視作為商業媒介，很容易過度開發它的娛樂“資源”，以達到追求自身的商業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如果掌握不好娛樂文化中“真”、“善”、“美”的價值觀念尺度，可能就會使電視娛樂走向媚俗與庸俗。實際上，目前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中國，電視都麵臨著這樣的尷尬，既不能對娛樂文化過分限製，也不能不加限製而任其泛濫。然而，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找到一個恰當的方法將這個尺度把握得恰到好處。
〔戴元光，上海大學影視藝術與技術學院副院長、教授；邱寶林，上海大學影視藝術與技術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