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沉默的螺旋”理論與勒龐的群體心理學也揭示了凱斯·桑斯坦的“群體極化”理論。德國社會學家伊麗莎白-諾爾-諾伊曼1974年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論揭示了群體意見的自我封閉性。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則分析了個體如何在一個非理性、易激動、少判斷、好左右的群體裏走向極端的心理機製，認為人作為行動群體中的一員，其集體心理與他們的個人心理有著本質的差別，成員的判斷極易受到感情、名望、權威等左右。[〔美〕凱斯·桑斯坦：《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黃維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146頁。]互聯網論壇區的跟帖，在同一議題下容易造成群體的情緒感染或同化。在道德話語與網絡狂歡的指引下，諸多網民以網絡“哄客”的匿名身份，躲藏在黑暗的數碼叢林裏，高舉話語暴力的武器，狙擊那些被設定為“有罪”的道德獵物。網絡媒體的道德批判迅疾轉變為現實的道德仇恨與群體的情緒宣泄。
2006年6月2日，央視《大家看法》欄目播出的《“銅須門”醜聞》節目稱：一份虛擬世界的大字報，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社會討伐，“在網絡上大肆地進行討伐本身是一個更應該被討伐的行為”。此外，“銅須事件”也引起了海外媒體的關注。《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和《南德意誌報》等歐美報紙，相繼刊發報道，質疑中國網民的做法是對個人權利（隱私權、情感和生活方式選擇權等）的嚴重侵犯。《國際先驅論壇報》以《暴民統治中國互聯網：鍵盤作武器》為題，批評了中國網民的“暴民現象”，認為“網民群體以道德優越感而非法律依據作依托，實施集體對個人的道德討伐甚至現實攻擊”。
央視以及海外媒體對此發出了不同的聲音，網民予以強烈的回擊，對“銅須”的道德討伐升級為“網絡暴民”之爭。海外媒體的報道，可能存在議題框架預設、將道德問題“泛政治化”之嫌，然而，不容忽視的是，當網民自我封閉於特定的BBS，受眾所聽到的就隻能是自己的“回音”而已；一旦極化的網絡群體自絕於異見，必然導致對不同觀點的狂熱的口誅筆伐。
三、網絡信息的協同過濾
與傳統媒體相比，網絡是個性化的媒體。“當篩選的力量沒有限製的時候，人們能夠進一步精確地決定，什麼是他們想要的，什麼是他們不想要的。他們設立了一個能讓他們自己選擇的傳播世界。”[〔美〕凱斯·桑斯坦：《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黃維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網絡為誌同道合者的溝通提供了便利，但緣於網絡時代個人信息的量身訂製與網絡空間信息海量性的悖論，群體內部的討論並沒有避免群體極化，而是強化了群體極化。“信息時代中，大眾傳媒的覆蓋麵一方麵變得越來越大，另一方麵又變得越來越小”，甚至“在網絡上，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個沒有執照的電視台”。[〔美〕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範海燕譯，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193頁，第205頁。]“社會小團體，包括虛擬串聯潛藏著許多危險，在那兒信息不管對或錯，都會像野火燎原般地傳布開來”。[〔美〕凱斯·桑斯坦：《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黃維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頁。]從這個意義上講，網絡傳播的個性化強化了網絡受眾的群體極化。
那麼，網絡傳播中的極化現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凱斯·桑斯坦提出了網絡中的“協同過濾現象”（collaborative filtering），即網站通過信息的同類搜集和網址鏈接，在提供方便的同時也導致了信息“窄化”。這樣的結果會導致群體極化現象，從而產生仇恨。[〔美〕凱斯·桑斯坦：《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黃維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頁。]“銅須事件”更豐富地體現了網絡信息傳播協同過濾的多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