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須事件”就是網民個體在公共媒體和私人領域裏的一種角色錯位。“幽月兒”與小人物“銅須”的外遇與出軌本屬個人的隱私，經“狂野之城”在網上公布了妻子和情人長達五千字的QQ對話後，私密話題迅速轉換為關乎道德的公共話題。伴隨著媒體的介入，媒體的討論又迅速延續到了對私人領域中個體生活的討伐，如組織網絡攻擊的戰團、盜取“銅須”的QQ、MSN和郵件等資料、公布其家人、朋友甚至他就讀學校的電話、貼出《江湖追殺令》、號召對“銅須”及其同伴甚至所在大學進行抵製——“不招聘、不錄用、不接納、不認可、不承認、不理睬、不合作”等。短短幾天之內，團隊發展到了數萬人。“銅須事件”由私人領域進入公共領域、從公共領域延伸至對私人生活的幹涉所形成的“符號暴力”，同網絡媒體的虛擬性有一定關係。網絡群體性傷害帶來責任的相對免除，匿名加入群體後常常會導致情緒放縱與符號暴力。
哈貝馬斯在他的後期著作中提出“理想言詞”（ideal speech）的概念，認為公共空間的言論必須真實、易於理解和有誠意，不能存心歪曲事實。[Monroe.E.(1995)，Price，Television，the Public Sphere and National Identity，Oxford：Clarendon Press，轉引自蘇鑰機、李月蓮：《新聞網站、公共空間與民主社會》，新傳播資訊網，2003年8月21日。]當下的傳播語境中與這種“理想言詞”的狀態有很大的落差。“網絡暴民”中的“暴”，事實上不是現實中的暴力，而是一種“符號暴力”，即用文字、符號來表達自己，追緝、鞭撻討伐的對象，即使是網上“追殺令”，也是網民表達憤怒的一種非理性方式。從概念上講，“暴民”與“符號/語言暴力”中所使用的“暴”在含義上不同的。“網絡暴民說”是虛擬的焦慮，但這並不排斥網民必須加強自律。
【結語】
信息超載後的強大過濾，可能帶來的群體極化對民主的威脅。從言論的市場需求來看，許多問題是由政府與企業操縱與壟斷製造的，但長期來看，網絡傳播的極化現象，也是由網民造成的。這並非指網民通常都很不理性，而是指他們各自在封閉的情形下作出自認為完全理性的選擇，彙集在一起後，往往與民主的目標背道而馳。
“銅須事件”對於《魔獸世界》、“貓撲網”與天涯論壇而言，是個經典的網絡營銷案例，當事人不過是棋子而已；從本質上講，“銅須事件”本是個人隱私，和民主、正義無關，但是，由於媒體與網民的高度介入，迅疾演變為“網絡暴民”之爭。對“銅須”的追緝與聲討，表明了網民的一種態度、憤慨、失望與強烈的不認同，“銅須事件”包含了網民對傳統道德被遺棄的憤怒。而虛假信息的來源、惡意發帖、篡改信息等，強化了網絡的“符號暴力”。“銅須事件”不僅是出於某種道德渴望與仇恨，而且迎合了集體狂歡的娛樂需要與網站的贏利訴求。網絡的非理性不僅表現為話語之爭，由話語激發網絡道德審判更是觸及了個人的現實權利——網絡批評從虛擬、儀式轉化為群體性的現實傷害。
“銅須事件”讓受眾看到，網絡具有一定虛擬性，同時也是社會的真實寫照，現實中利用網絡而發生的不道德行為正在增多；網絡的群體極化也威脅著理性的溝通。網絡“哄客”對道德、遊戲的雙重狂歡的不倦追求，無法培育出健康的公民團體，“銅須事件”是網民自我反省的沉重起點。公眾對失德者的憤慨有著積極的意義，但越位的討伐也隱含著網絡文明的缺失。
參考文獻
文曄：《網絡審判團：受控還是失控》，《中國新聞周刊》，2006年總第278期。
朱大可：《銅須、紅高粱和道德民兵》，《東方早報》2006年6月9日。
〔美〕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肖誌軍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係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