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與悟
人活著需要有誌向，為官從政需要心中裝著人民。做一個心中有人民，事事為人民的從政者，才稱得上誌在“濟世”、不獨為“身名”，才會有為民造福的胸懷、求真務實的精神、清正廉潔的自律，才能樹起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的人格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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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大丈夫”
“大丈夫”最早見於《孟子·滕文公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意謂富貴不能使他的心惑亂，貧賤不能使他的節操改變，威武不能使他的意誌屈服，這樣的人才稱得上大丈夫。因此“大丈夫”是有品德、有誌氣、有作為的男子的美稱。
在古代詩詞典籍中，“大丈夫”三字屢見不鮮，如《晉書·石勒載記》有雲：“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亦有“大丈夫必有四方誌”之句；王夫之《宋元學案》說：“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順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薛文清公從政錄》雲：“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楊炯《出塞》：“丈夫皆有誌，會見立功勳”；白居易《新製布裘》：“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蘇舜欽《水調歌頭》：“丈夫誌，當景盛，恥疏閑。”
可見，“大丈夫”是立壯誌、懷公心、明是非、勇於行的好兒郎，是光明磊落、不畏艱險，捍衛真理和視死如歸的男子漢。即使到了桑榆之年，他們仍像夕陽那樣金霞滿天，像北鬥那樣鬥柄回寅。曹操在《步出夏門行》中說：“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己”；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寫道：“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誌”；陸遊說自己“心如老驥赴千裏”（《赴成都》），並喊出“壯心未與年俱老，死去猶能作鬼雄”的呼聲。這種大丈夫精神永遠激勵著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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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談讀書
朱熹是一位頗有影響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治學上取得了豐碩成果。他認為要讀好書，必須遵循下列的原則和方法：
一、立誌成為聖賢。朱熹說：“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如若“立誌不定，如何讀書？”學習聖賢，就是要“言忠信”、“行篤敬”，在道德情操和學問躬行兩方麵下功夫。他還指出，聖賢的天賦稟性與常人本來沒有什麼差別，隻要立定誌向，嚴格要求自己，常人也能夠成為聖賢的。
二、循序漸進。他說：“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麵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又說：“讀書之法，謂始初一書費十分功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六七分，又後則四五分矣！”隻有不怕困難，先須熟讀，繼以精思，就能循序漸進，心有所得，從而進入“自在”的境界。
三、格物致知。所謂格物，就是用心於事物，以求明白事物之理；所謂致知，就是不斷地追求新知，從而識透事物的全理。換句話說，隻有刻苦地堅持不懈地學習和思考，才能由“知”而獲得“真知”。
四、知行並重。朱熹認為，知的目的在於行，行是為了求得真知，二者彼此聯係而互為補充。就象一個人的眼睛和腳一樣，“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他說：“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又說：“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5、無德而官，則官不足以勸有德
語出李覯《強兵策》。意思是，沒有道德的人作官，這樣的官就無法教育下屬樹立道德。
李覯（1009-1059），字泰伯，北宋建昌府南城（今江西南城縣）人，思想家、詩人。李覯是王安石變法的思想先驅，他的政論和革新主張，在王安石變法中多被借鑒。
思與悟
公民需要有公德，從政者需要有官德。一個官德高尚的人，才能“內得於已，外施於人”，才能有感召力、凝聚力、領導力，有“不令而行”的執政“軟實力”。“無德而官”、“德薄位尊”，從來都是從政之人的大忌。因此，為官先修德，為官應有德，應當成為每個從政者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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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產勸範宣子“輕幣重德”
子產（？-前522），春秋後期政治家，鄭國執政。鄭穆公之孫，名僑，亦稱公孫僑。
範宣子（晉卿）當權期間，諸侯向晉國進貢的負擔很沉重。子產讓人帶書信給範宣子，信上說：
“您為政於晉國，四鄰諸侯沒聽說您的美德，卻聽說您向諸侯索取的貢納很重，我對此很不理解。我聽說君子掌管國家的，不是擔憂沒有財物，而是擔憂沒有好名聲。諸侯的財貨，如果都聚集在晉公室，那麼諸侯就會離心離德；如果您的私家依賴這些財貨，晉國人就會離心。諸侯離心離德，晉國會受到損害；晉國人離心離德，您的私家就會受到損害……說到那好名聲，是載德以行的車子；德行，是國家的根基。有基礎就不致毀壞，為什麼不致力於此呢？在位者有美德就能與大家共同享樂，眾人快樂就能統治長久。《詩經·大雅·大明》說：“獲得擁護而喜樂的統治者，是國家的基石，是有美德的啊！‘上天監護著你，人民就不會對你懷有二心’，是有美名的啊！用‘恕’的思想來顯示美德，那麼好的聲譽就會載著美德傳播推行，因此遠方諸侯來歸附，近鄰諸侯能安心。難道不應該讓各國人都說‘您確實是我們的養育父母’，卻要讓人們說‘您榨取我們來養肥自己’嗎？”
範宣子看後恍然大悟，從此下令減輕了四鄰諸侯的進貢。
6、棄利名之韁鎖，務道德之樞機
語出張繼先《虛靖真君語錄·答湯明權啟》。意思是：要拋開功名利祿這個枷鎖，去追求道德操守這個關鍵。
張繼先（1092-1127），字遵正，號“翛然子”，今江西貴溪人，道教正一（天師）派第三十代天師。宋徽宗賜號“虛靖先生”，宋武宗封其為“虛靖玄通弘悟真君”。
思與悟
名利可以使人高尚，也可使人墮落；錢財可以使人富有，也能把人帶入墳墓；道德是永存的，名利卻經常在更換主人。古往今來，大凡為名利奔波的，苦惱者有之，亡命者亦有之，不少身陷囹圄的腐敗者，都是不能掙脫名韁利鎖之人。淡泊名利，追求道德操守，掙脫名韁利鎖的束縛，應當是從政者每天溫習的必修課。
龍虎山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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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談“淡泊明誌”
諸葛亮（181-234），字孔明，人稱“臥龍”，三國時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人，官至蜀漢丞相，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他在《誡子書》中寫道：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複何及。”
在這段話裏，諸葛亮是以政治家的襟懷和目光去要求子弟的。他要求子弟重視治心修身，培養節儉好學的道德品質，克服荒嬉浮躁的毛病，不要虛度年華，應該苦誌成學，將來能做一番事業。他說的“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意謂做人不要驕奢淫逸，切忌輕浮妄動，才能明確自己的奮鬥目標，擔負起任重而道遠的職責。
《誡子書》對後人影響深遠。其中“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兩句話更是富於哲理，人們常將它簡化為“淡泊以明誌，寧靜以致遠”，書之於座右以勉勵自己。諸葛亮在另一篇《誡外生（同“甥”）書》中，也以“誌當存高遠”、“絕情欲”和“忍屈伸”告誡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