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看成是純而又純的東西，這就犯了絕對化和簡單化的錯誤。我們在改造的過程中，對農業采取普遍辦高級社的形式，用行政手段把農民個人的財產變為公有財產。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采取全行業公私合營這種唯一的形式。大批手工業者和小商小販也轉入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浪潮。甚至修自行車、修鞋、理發這樣的事情都要國有國營。除了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兩種公有製形式外，不允許其他的經濟形式存在。這種單一的所有製形式與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嚴重脫節，不符合中國國情，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消滅私有製的論述作了機械的片麵的理解。以為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可以脫離生產力發展的水平，隻要奪取了政權，利用政權的力量推行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社會主義就實現了。後來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把社會主義看成是純而又純的東西，把非公有製經濟看成與社會主義絕對對立的東西，沒有從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這個角度來看待問題，片麵強調公有製的成分和公有化的程度，似乎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公有製，容不得非公有製經濟形式的存在，大搞窮過渡、割資本主義尾巴，為公有製而公有製，都直接源於這種認識。其實，所有製關係的變革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在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所有製的變革必須與生產力發展的狀況相適應，必須建立在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之上。
新中國成立後，大可不必把私營企業乃至個體經濟全部公有化。國家可以通過多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以及經濟的、法律的、行政的等手段對私營企業和個體經濟進行調控和引導。這樣做，有利於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五）我們應該怎樣調整所有製結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對於所有製問題的認識逐步深化。先是破除了把社會主義看成純而又純的觀念，允許個體經濟的發展；後又允許私營經濟、三資企業的發展。在十五大之前，我們將非公有製經濟看成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十五大將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看作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製度。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都強調要“堅持和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由於我們在所有製結構上進行在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允許多種所有製形式共同發展，大大促進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但是，我們對所有製問題的認識並沒有完全到位。至今我們仍然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的提法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現階段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非公有製經濟的成分越來越大，在許多地方非公有製經濟的比重已經大大超過公有製經濟的比重，而且這種發展勢頭未減。
在這裏，有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這就是以公有製經濟為主體，還是以公有製經濟為主導的問題。這關係到我們在所有製結構的改革上能否進一步深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思想要解放，理論要徹底，改革要深入。要按照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進一步深化所有製關係的改革。
“主體”強調的是一個比重的問題，也就是說，公有製經濟與非公有製經濟是哪一個比重大。如果說，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以公有製經濟為主體的問題，還不會影響到經濟發展的話（因為那時公有製經濟的比重很大，大力發展非公有製經濟，不會改變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那麼，在我國改革開放已進行了30年的今天，還堅持這一觀念，勢必影響到改革的進一步發展。比如說，當我國公有製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的比例出現了51%∶49%的情況時，繼續大力發展非公有製經濟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是不是為了保持公有製的主體地位而人為地限製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呢？如果是這樣，對社會的發展又有什麼好處呢？這種觀念與過去片麵追求一大二公的觀念相比，隻不過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區別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