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德法之間互相指責，但雙方並沒有在大方向上分道揚鑣。這個大方向就是，德法兩國對於維護歐盟、歐元的意願沒有改變，都希望歐盟對成員國結構性改革能取得成效，歐盟及歐元能繼續保持其生命力。但是，德法的爭吵讓歐洲人擔心。法國前總統德斯坦與德國前總理施密特聯名發表文章，再三地強調法德之間建立緊密的關係對歐洲建設至關重要；同時警告法德，兩國之間一旦發生“婚變”，歐盟將難逃失敗的命運。
從德國向世界作出懺悔後，德國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德國不僅得到了他想得到的經濟地位，而且得到了他想要的政治地位。在過去，德國被稱為“經濟巨人，政治侏儒”。自德國懺悔後，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這個“政治侏儒”變成了巨人。法國、波蘭、捷克等昔日戰場上的對手，放棄了前嫌，不再把現在的德國與過去的納粹進行聯想，並和德國一道推動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在國際交往上，德國也受到了廣泛的歡迎。
德國1990年重新統一以後，其外交環境有了巨大變化。由於向世界作出過懺悔，在世界政治上，德國力爭屏蔽軍事政治，除參加北約外，不再加入任何的國際軍事組織，而且堅持自己的軍隊能不出家門就不出家門。
譬如1990年的海灣戰爭，德國堅決拒絕派遣聯邦國防軍參戰；1992年南聯盟內戰爆發，德國軍隊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這本應當是很正常的事，但國內輿論對此爭論不休，曾一度威脅到當時聯合執政的聯盟黨和自民黨的團結。但是身在江湖，身不由己。1999年，德國迫於美國的壓力，不得不參加科索沃戰爭；之後在阿富汗戰爭中，德國也被迫參與其中。此後，施羅德在2002年競選總統時，明確了“兩個決不”：一決不參加對伊戰爭，二決不在聯合國安理會投使戰爭合法化的票。後來，德國為了抑製戰爭，於2003年在聯合國安理會上與法國和俄羅斯結成反戰同盟。
看來德國真的為曾經發動了“二戰”而悔恨了。德國人認為，自己的外交政策應該是非軍事化、和平的外交政策。基於這種外交理念，大多數德國人認為，自己的軍隊隻承擔本土防禦的責任和參加必要的保衛盟國的行動。但是，不論是聯合國還是美國，都要求德國在世界範圍內承擔更多的責任，其中包括軍事方麵的責任和義務。這讓德國陷入左右為難的矛盾中。首先，德國已經確立了非軍事化的外交政策，不論是什麼理由，向外派遣軍事部隊都是與其所堅持的原則相悖。其次，美國和聯合國並不是一家人，如果美國和聯合國的意見不統一，那麼德國就左右為難了。對此，大多數德國人讚同德國可以擔負更多的國際責任，但是這種責任應限於非軍事領域。
隨著聯合國要求德國參加維和行動的壓力越來越高，德國國內關於德國軍隊出兵海外是否違憲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讚同的意見是：德國隻要是為了和平目的，就可以執行北約防區外的軍事行動。反對意見是：
所有的軍事行動必須有聯合國的直接授權，德國軍隊才能參與維和行動。
但是，聯合國安理會並不是獨立於世界之外的上帝，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情況大量存在，它的決議往往受到一些大國的影響，甚至根本就是某一大國的意誌。如聯合國的770、776、836號等決議，就是在美國的壓迫下作出的。這些決議以人道主義為理由幹涉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1994年，聯合國安理會對《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九條“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做了很寬泛的解釋。為此，《紐約時報》說：華盛頓為了給聯合國使用武力尋找理由，輕率地擴大了依憲章第七章“構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威脅”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