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成川：我談一下個人對這個問題的學術觀點。中央提出加快轉變發展方式，這對中國未來發展非常重要，是當前我們麵臨的最緊迫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大家強調得比較多，但其中有些問題，從概念到內涵，需要進一步理清。包括學術界的很多討論，從學術標準來講，不是很嚴謹。比如有關投資消費關係的討論，這個問題和轉變發展方式密切相關，有很多的研究。但很多研究結論的得出，運用的是一種簡單歸納比較的方法，大家判斷一個國家投資率高了或者低了，依據什麼標準呢？我覺得高了和低了都應該有一個標準，我不評論現在投資率怎麼樣，高了還是低了，不做這個結論，這個結論需要研究。但是現在的方法有問題。比如說我國投資率高，主要和發達國家比、和全球平均水平比，甚至和非洲國家比，從而得出我們投資率高的結論；要實事求是的分析的話，這沒有意義，因為現在是全球化的狀態，在生產全球化的狀態下，中國的比較優勢、發展階段和發達國家不同，我們是在為全球生產，高有合理性，關鍵是要看這麼高的投資率裏麵那些合理，哪些不合理。你和發達國家已完成工業化城鎮化，沒有可比性，非洲國家還沒有工業化，是前工業化，也不能比，和世界平均水平比也沒有實質意義，因為世界平均水平不代表最佳，從學術觀點上談，這裏麵還有很多問題可以分析。和這個問題相似或相關的，比如服務業比重問題，也是一樣。我們看發達國家的曆史數據，服務業的產值從來沒有低過50%，很多人可能沒有看過這個曆史數據。和發展中國家比的話，比如非洲國家，最不發達的國家，屬於前工業化的時期。你跟它比有什麼意義呢？所以在全球化的狀態下，我們考慮這種問題，包括轉變發展方式，包括環境承載力和資源承載力，都要從生產全球化來看待中國的產業發展方式的問題。我們現在是GDP導向，如果把轉變方式重點，隻是放在我投資率要降多少，消費率要提高多少，這其實還是指標導向，不解決實質問題。所以要加快發展方式，考慮環境、資源承載力，都要具體分析。從環境來講，我們算全國的承載力是多少，假如是1千萬噸，但如果汙染都在一條河裏了，其他的都達標了，對這條河來講沒有意義。再一個是承載力是多少，和環境標準是密切相關的。比如北京的藍天指數如果用200天，容量是一個數。如果是100天的藍天標準，可能排放的容量和空間是另一個標準。如果不考慮人的因素，環境容量可大可小，這種東西在學術上就沒有什麼價值。再一個從資源的角度來講，我們考慮資源承載力不能單純從中國現在有多少麵做多少饅頭，這是沒有意義的，如果從資源角度來考慮發展方式轉變，應該考慮資源產出效率，資源產出效率也不是單位GDP的產出效率，而是單位產品的資源效率是多少，生產一噸鋼用多少能源，用多少資源，這可以看出你的生產效率高不高，而不是你有沒有資源。所以我們必須從全球產業分工的角度來考慮中國發展方式的轉變，來考慮中國資源承載力和環境承載力。
所以，我們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目的和標準隻有一個，就是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你就那麼多的資源和環境，這些東西是幹什麼，是不是為了老百姓的發展用這些東西，是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平。現在我們很多地方是以GDP為導向的，馬路修得越來越寬，房子蓋了拆拆了蓋，這些東西有沒有真正轉換為對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所以我們轉變發展方式，從目的和意義來說，隻能說以人為本，把發展方式從以GDP為導向轉為以人為導向。我們進一步考慮這個問題，什麼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以少數人為本，還是以多數人為本？以什麼人為本？人和人的利益也不一樣。所以以人為本也應該有一個準確的含義。以人為本的發展，首先是共享發展，第二個發展標準是老百姓同意的發展，老百姓同意不同意你搞這個東西。如果一個地方搞化工廠，GDP上來了，但老百姓不幹了，這就不是以人為本。所以發展方式轉變，關鍵要和當地老百姓有關係，起碼要給他有知情權。大家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發展方式可能更直接，更能夠明確，有進一步的導向。
從氣候變化角度來講，一個方麵有資源的承載力，有供給方麵的問題。另外從排放方麵來講，我們壓力也挺大。我們司絕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國際談判方麵，我們GDP和美國差得比較遠，但是排放量超過美國了。現在美國就盯著中國，一定要和中國捆綁在一塊兒，中國不采取行動，他也不采取行動。我們是發展中國家，不能和美國比，我們要力爭維護我們的立場。但維護立場還要做很多的工作，如果沒有國內工作作為基礎的話，是做不到的，因為要有數據說話。去年我們國家提出了2020年40——45%指標，這也是倒逼機製。為什麼全球低碳產業、低碳發展這麼熱，一是氣候變化的影響；再一個化石能源遲早要耗竭，未來人類能源供應的形式是什麼，氣候變化的問題會加速新的能源革命，這種能源是以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化石的作用。我覺得這可能對人類未來能源社會發展要從過渡依賴石油能源轉向利用可再生能源，這對我們發展新能源、培育新的競爭優勢來講也是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