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世紀七八十年代，整個西方經濟出現低速增長甚至停滯現象，尤其是美國的實力相對衰弱，與此同時，日本和亞洲經濟卻迅速發展，亞洲“四小龍”異軍突起。經濟上的成就增強了人們的自信心，加強了他們對自身文化的認同。人們越來越認為現代化不等於西化，每個國家都應該根據其自身獨特的曆史文化傳統與經濟發展水平來探索自己的現代化之路。發展道路不可能是單一的，而是多樣化的。
2．西方學者對多極化發展的反思
在西方學者中，塞繆爾·享廷頓教授首先從文明的角度論證了西方文明的獨特性而非普適性，論證了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的觀點。享廷頓認為，西方文明的核心內容包括：古典遺產——古希臘的哲學和理性主義、羅馬法、拉丁語、基督教等；西方基督教；歐洲語言、政教分離；法治；社會多元主義和市民社會；代議團體以及個人主義。“雖然個別地看，這些特征幾乎沒有一個是西方社會特有。但它們的結合，卻在過去和現在都賦予了西方文明以鮮明的特征。與其他文明相比，這些觀念、習俗、製度在西方文明中更流行。它們構成西方文化基本而連續的核心。”享廷頓認為，這些觀念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社會能夠在自身及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處於領先地位的有利因素。它們使西方文明具有獨特性，也正是這種獨特性而不是普適性，才是西方文明的可貴之處。
通常，非西方社會領導人在探索本國發展過程中，追求現代化而拒絕西方化。他們的目標可以用“體一用”與“和魂洋才”這兩個詞來概括。1994年沙特王儲與伊朗領導人談話時說：“隻有精巧或高科技產品的進口是可取的，引進那些捉摸不透的社會和政治製度是沒有生命力的……對我們來說，伊斯蘭不隻是一種宗教而且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們沙特想實現現代化但沒有必要西方化。”日本、新加坡、沙特等都是現代社會，但沒有成為西方社會。中國也正邁向現代化而不是西方化。
享廷頓認為，現代化過程既不需要也不會導致文化的西化。相反，它們促進了本土文化的複活和人們對它的信奉。在個體層麵上，人們進入陌生的城市，社會背景與職業的改變打破了傳統的地方束縛，人們感受到孤獨與沮喪，形成了一種宗教常致力解決的認同危機。在社會層麵上，現代化從整體上加強了國家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增進了人們對自己曆史遺產和文化的信心與肯定。這導致了許多非西方社會本土文化的回歸。這種回歸在穆斯林和亞洲社會表現得最為明顯。伊斯蘭複興已經遍及所有的穆斯林國家，已成為這些國家中主要的社會運動、文化運動和知識分子運動，並一直在產生著深遠的政治影響。事實上，到1996年所有穆斯林國家在價值觀、習俗與製度方麵比15年前更伊斯蘭化了。在那些伊斯蘭力量尚未形成統治力量的國家中，伊斯蘭總是領導著反政府力量，整個穆斯林社會都積極反對自身社會的西方化。
東亞社會經曆了一個與穆斯林國家類似的對本土文化重新認識的過程。他們越來越公正地進行東西文化比較。幾個世紀以來，他們和其他非西方社會一起，對西方社會繁榮的經濟、先進的技術、強大的軍力和政治的穩定羨慕不已。他們從西方的傳統與習俗中探尋成功的秘訣。當發現其中奧秘時，便將之應用於自己的社會中。然而，現在情況有了根本的變化。東亞人如今已不再把他們經濟的戲劇性發展歸於西方文化的引進，而是歸功於對自身文化的肯定。他們認為，他們之所以成功不是因為他們變得像西方而是因為他們保留了與西方的差別。在某些情況下，當非西方社會感到某種自卑時，許多領導人便援引西方的自由、民主、解放與自決等觀念來證明反對西方全球性統治的合理性。既然他們的力量現在已由弱轉強，他們便稱那些先前引進用以促進自身利益的價值觀念為“人權帝國主義”。當西方大國衰落時，西方文化與價值觀念也失去了吸引力。西方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給非西方社會的能力在下降。從根本上說，世界大部分地區變得更現代，但更少西方化了。
隨著現代化曆程的不斷邁進，非西方文明的國家愈來愈摒棄西方先前所鼓吹的普世文明觀而回歸本土文明。一個多極文明世界正在形成。享廷頓認為在未來世界裏可能出現的主導性文明有：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及非洲文明等。代表這些文明的核心國家美國、俄羅斯、中國、日本、伊朗、印度、巴西、南非在國際舞台上正在或將要發揮越來越大的支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