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皇帝，出於隴西李氏。隴西李氏，始於秦代隴西郡最早的郡守是李崇，到漢朝出了兩位重要人物，飛將軍李廣及其從弟李蔡。曆經魏晉乃至隋朝，隴西李氏已經是權傾朝野的世家望族。隋朝的兩代皇帝，文帝楊堅以及煬帝楊廣，都曾經用盡各種手段壓製唐高祖李淵，雖然李楊兩家是姻親。
隴西的各大貴族，各自之間長期通婚，已經形成根深蒂固的利益網絡，盤根錯節。
這些貴族長期以來以長安為大本營，所有的政治勢力，基本上都分布在長安附近。
長安附近作為都城，始於周代。周人起於岐山之下，傳至文王遷都於豐，武王繼起，又遷於鎬。豐在今陝西戶縣東北，鎬在今西安市西南，兩處中隔豐河，東西相鄰。秦朝興於隴山以西，其後輾轉遷徙，定都鹹陽。鹹陽在今鹹陽市東，隔著渭河與後來的長安城相對。西漢開始，正式建都於長安，曆經西晉湣帝以及十六國時期的前趙、前秦和後秦，再後還有西魏和北周，都曾經以長安為都。
從地理位置上講，關中平原很早就被稱為四塞之國。這是說，它東有崤山，南有秦嶺，西有隴山，而北瀕黃河。也許北邊離黃河太遠了，就以甘泉穀口來代替。總的來說，長安城山河圍繞，易守難攻。
山間河畔還有和外地交往的道路，為了控製這樣的道路，陸續建置相應的關隘，因而就有了東函穀、西散關、南武關、北蕭關，還添上隴關。關中的名稱由此得來。有了這些山河和關隘，長安作為都城更會感到安全。
但是易守難攻的地方多是交通不便的地方。把都城放在長安，安全是安全了，經濟發展卻受到限製。就拿蜀地四川來說，盆地之內地勢平坦，土地肥沃，氣候濕潤，物產豐富，蜀地之於長安，直線距離並不遙遠，但是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四川的絲綢大米要運到長安，費勁人力物力，所以後世的玄宗朝會“有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詩句。
所以當時大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在長安，而經濟中心，則在地處平原地帶的陪都洛陽。
洛陽位於伊洛兩河的下遊，自東周以來也有很多朝代將其作為都城，道路交通以及公共設施相對其他城市較為發達。隋煬帝篡奪帝位之後，下令在洛陽城建造宮殿，使之成為東都。同一年，他下令征發河南、淮北各地百姓一百多萬人，從洛陽西苑到淮水南岸的山陽，開通一條運河，叫“通濟渠”；又征發淮南百姓十多萬人，從山陽到江都，把春秋時期吳王夫差開的一條“邗溝”疏通。這樣，從洛陽到江南的水路交通就便利得多了。江南的豐富物產，通過這兩條運河，源源不斷地運到洛陽，再從洛陽發送到包括長安在內的北方各省，洛陽一時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
當時的長安，像現在的北京，而當時的洛陽，相當於今天的上海。
那麼高宗李治和皇後武氏，頻頻光顧洛陽，滯留不歸就有了豐富的物質基礎，長安作為首都，在二聖臨朝的時代已經徒有虛名，各部隻有若幹人員跟太子一起留守。而帝國的政治中心，早就隨著帝後轉移到了洛陽。到了武氏稱帝，改國號為“周“之後，這位千古唯一的女帝幹脆定都洛陽，洛陽成為名副其實的武周帝國首都。
據說高宗本人並不偏愛洛陽，偏愛洛陽的是皇後武氏。而對於皇後武氏偏愛洛陽，常常滯留不歸長安的說法有幾個。第一個廣為流傳的版本是，武氏以陰謀的手段設計陷害先皇後和淑妃，一後一妃死得很慘，以致淑妃臨死前發了毒誓詛咒道：“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他生我為貓，阿武為鼠，生生扼其喉。”
自此以後，後宮之內不得養貓。即便如此，武氏仍不得安心，時時夢到廢後廢妃前來索命，故而她寧可長駐洛陽。
第二個深為大臣們相信的原因是，武氏出身寒門，其立後以及垂簾聽政乃至登基，都遭到了以長孫無忌等隴西貴族的一力阻撓。隴西貴族的實力在長安四周盤根錯節，而洛陽，則是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外，所以武氏偏愛洛陽多過長安。
第三個遷都的理由應該是，長期在長安和洛陽兩地周折，朝廷耗費過大，公文傳遞，官員過路之處，百姓付出甚多，以致朝廷連續幾年給沿路百姓免稅。為了節省開支，徹底遷都也是有好處的。
所以武氏為女皇的時期，武周帝國的首都不在長安，在洛陽。
靜慈師傅帶著慧明師傅和我，自巴州轉長江買舟東下，在漢口轉漢水北上到達賒旗鎮，然後買車北上洛陽。
自長江東下，因為是順流，一路很快；而自漢水北上是逆水行舟，要慢許多。一路上遇到許多運糧運貨的船隻，由纖夫拉引上行。
饒是如此，也比走那難於上青天的蜀道要輕鬆些。
靜慈師傅一路給我們講古：“你不知道，我當初南下的時候走的便是駱穀 古道，有些地方上是懸崖，下是江河，根本無道，古人硬是用鑿子在那山崖上鑿出洞來，打進木楔，架起懸空的木道。當初我一個人，風餐露宿，擔驚受怕，隻求快一些回家，哪怕落進江中摔得屍骨無存，也顧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