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４月，袁厚國通過公開選聘方式，擔任張橋鎮副鎮長。他主動選擇駐最偏遠的鷂子村，發動群眾種植粉葛1300多畝，建成了合川市第一個粉葛專業村，使當地農民增收２００多萬元。2005年４月，張橋鎮撤並至南津街街道，他放棄回城區的機會，欣然服從組織安排，到偏遠的官渡鎮任副鎮長。短短幾個月，他悉心指導群眾，大力推廣現代養蠶技術，使全鎮養蠶量比上年增加１０％。
１１月５日，袁厚國得知自己被確定為駐天寨村先進性教育活動指導組組長兼駐村指導員後，立即開展各項工作，做好召開動員會的各項準備工作，直到生命終結在先進性教育活動的講台上。
“鄉幹部的辦公地應該在田坎上、在村民家裏。”袁厚國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
一頂草帽、一雙統靴、一把雨傘，伴著他風裏來雨裏去。哪戶人家急需經濟扶持、哪戶人家在發展什麼經濟項目，他全記在心裏。在九嶺鄉擔任農經站站長和合作基金會業務主任時，總是在群眾急需小額貸款時上門服務，並竭盡所能提供技術、信息上的幫助，群眾都發自內心地喜歡他這位“泥腿子”幹部。
袁厚國生前所駐的天寨村是個公認的“問題村”，財務糾纏不清達４年之久，群眾意見很大。他不但很快幫助村裏理清了賬務，給了群眾一個滿意的說法，還舉一反三，想到了更多其他村的群眾，希望他們在村級財務問題上消氣，發揮自己在農村財務管理上的特長，主動草擬了全鎮村級財務管理辦法，於去世前一天交到了鎮黨委書記手上。
袁厚國家裏上有老、下有小，經濟負擔很重，但他卻對貧困群眾表現得很慷慨，每遇到貧困農戶生產、生活急需用錢，他總是毫不猶豫地拿出三五十元給群眾救急。天寨村村民羅定武的家庭非常困難，袁厚國時不時掏幾十塊錢給他家解燃眉之急。這些年來，他到底為貧困人家掏了多少次腰包，已經無法統計了。據原九嶺鄉的一位老領導介紹，袁厚國的月工資才２００多元時，每年還要捐獻５００元左右給生活困難的群眾。
袁厚國工作１１年來，合川市的紀檢、組織等部門從來都沒有收到過反映他有問題的信函。幹部群眾都說，他是一個規矩人、實在人、厚道人，大家都喜歡他、舍不得他。
在九嶺，他當了３年農村合作基金會業務主任，管理著上千萬元的資金，被很多人稱作小銀行的“行長”。他經常講，我這個小“行長”不能當國家的敗家子。為了確保貸款安全發放、收回，不管是同學、領導還是親人，他都堅持原則，一句簡單、老實的“不行”，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一個建築老板說：“袁厚國這個娃兒硬是太老實了。”也正因為他的“老實”，１９９９年國家清理“三金”“三亂”時，九嶺鄉合作基金會無一筆呆賬、壞賬，這在合川是不多見的。在銅溪鎮負責退耕還林工作時，袁厚國也以心眼實出了名。退耕還林的麵積、錢糧補助等，一是一、二是二，他絕不打馬虎眼，絕不慷國家之慨送人情，群眾都服他。
袁厚國病逝後，過去好多年的同事、１０年前接觸過的村民，跑七八十裏路來見他最後一麵。官渡鎮黨委安排袁厚國聯係兩名流動黨員，一名在廣東、一名在重慶。在重慶沙坪壩區的祖應明同誌已７５歲高齡，聽說袁厚國走了，硬要趕回來見他最後一麵，後來聽說遺體已經火化才作罷。祖應明說，袁厚國經常給他打電話，說有什麼困難及時跟他講，他來幫助解決。
“沒想到，這麼好的一個人竟然走了……”說到這裏，祖應明老淚縱橫。
用生命承諾
他身患晚期賁門癌，卻沒有被絕症擊垮，而是照下“遺像”實踐著自己的承諾；他的小兒子外出打工時出了車禍，在辦完孩子喪事的第三天，他就帶領村民出去學習紅棗種植技術；他擔任村幹部30多年，硬是將一個貧困落後的村子建成了遠近聞名的小康村。
他，就是山西省翼城縣兩阪村黨支部書記李鴻海。
“耕地掛山梁，吃水爬山溝，行路驚山崖，有女嫁山外”，這是當年兩阪村的真實寫照。李鴻海１９５０年就出生在這裏，從小吃盡苦頭的他立誌要讓兩阪村變個樣。從村保管員、生產隊長，一直到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他在兩阪村一幹就是３０多年。
１９９９年，擔任了１７年村支書的李鴻海再度當選為村支書兼村委會主任。那一年，他一口氣向村民許下６個諾言，其中包括修大橋，鋪油路、興建農貿市場、嫁接紅棗、建教學樓和上高灌。
李鴻海要建的大橋，是周圍２０多個村通往縣城的唯一出口。當時，李鴻海已經身體不適，吃飯時吞咽困難，每吃一口飯，需用湯衝一下。昔日２３０多斤重的彪形大漢驟然降到了１４０多斤，但李鴻海忙於為村裏幹事，一直沒有去醫院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