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著名學者張靜如曾指出：“綜觀李大釗的文章，反映出一種較強的開放意識。在當時的中國，封閉和開放的區別，主要表現在能不能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的現狀和未來，能不能在改造中國的過程中借鑒國外的先進製度和思想。李大釗無論是作為急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還是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都不是封閉的思考問題，而是從世界的角度，看當時的中國和未來的中國”。例如，他認真研究東西方文明之後，對東西文明的優缺點都作了一定闡釋和分析。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指出，“西方判定憲法，多取柔性，界以調合之餘地，期於與時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隨時可合於理”。在反帝反封鬥爭中，他先是積極宣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看到了它的弊端，最終又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否定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十月革命以後，李大釗以極大的熱忱，密切關注俄國的政治、經濟的發展形勢，經過深入研究，他終於認識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義，“俄羅斯之革命，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他甚至預言：“二十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紀末葉之法蘭西亦未可知。”李大釗的這種見解，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眾所周知，在新文化運動中，投身於反對封建主義、反對文化思想戰線上複辟逆流鬥爭的進步知識分子，雖然不乏其人，但十月革命的炮聲，並未引起他們的關注，沒有促使他們轉向新的思想認識。隻有李大釗，毅然決然高舉起馬克思主義大旗，而當他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後，不僅大力宣傳，而且特別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他積極領導並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在他的影響下，一大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逐步成長壯大起來，如蔡和森、瞿秋白、鄧中夏、惲代英、毛澤東、張聞天、張太雷等，他們日後都成為中國革命的骨幹。當中國革命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達到某種程度時，李大釗便提出了應該“急急組織”一個“強密精固”的統一的“勞動家的政黨”。而後即致力於創建中國共產黨了。在當時創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並且使之成為影響國民革命的主要力量並占有主導地位，這談何容易？如果沒有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精神，是絕對辦不到的。
李大釗提出“月異歲新，與時俱進，頁頁聯綴，永續無窮”，引導人們樹立起新的世界觀，為了理想而努力創造一個新世界；“此無他，事實是死的，一成不變的，而解喻是活的，與時俱化的”，“不但這整個的曆史是活的東西，就是這些寫人紀錄的曆史的事實，亦是生動的，進步的，與時俱變的”體現了李大釗的曆史觀；李大釗在東西方文明的比較中也明確提出了“與時俱化”的觀點。“與時俱進”、“與時俱變”、“與時俱化”以及李大釗在《史觀》和《史學要論》中反複使用的一些字眼，如“活”、“生動”、“生動不已”、“翻新”、“時時變動”、“天天變動”、“隨時變遷”、“隨時變化”、“隨時變動”，等等，這些詞語都是與時俱進的同義詞，但這些高頻率使用的字眼完全可以看作李大釗“與時俱進”思想的強調和補充。李大釗把與時俱進這一理念用在了對政治的看法上，對曆史的看法上，對文化的看法上。李大釗倡導與時俱進，並非把它局限於某個事物或事物的某一方麵，而是主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應與時俱進，隻有這樣才能有所發展，有所創新。事實上李大釗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能夠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不斷地改變並充實自己，使自己的思想臻於完善。這種與時俱進、勇於創新的精神，把李大釗推到了時代的最前沿。
李大釗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他直接領導並創建了中共北方黨組織，他還領導了北方的工人運動，在北方各省廣泛組織農民協會，開展農民運動。為了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李大釗多次與孫中山會談，最終使孫中山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大大推進了中國革命的進程。為了策應北伐，他多次與馮玉祥聯係或會談，最終促使馮玉祥誓師五原。所以說李大釗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及北伐戰爭中作出突出的貢獻，是與他踐行與時俱進精神分不開的。
我們說，李大釗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早期共產黨人的傑出代表，而沒有成為康有為、梁啟超，也沒有成為胡適，重要的原因在於他能夠緊跟時代潮流，時刻把握住時代的脈搏，不斷更新觀念，勇於創新，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6.樂觀進取、一往無前的精神
張靜如高度評價李大釗“有著強烈的進取意識”。的確，李大釗的一生都在自覺地“惟知躍進，惟知雄飛”，倡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