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包拯“包青天”可謂是清官、好官中的典型代表了，他被後世百代永遠傳頌。
包拯的一生於己清廉儉樸，對百姓盡職盡責。據史書記載，包拯到最後做了很大的官，但是，他穿的衣服、用的器具、吃的東西，都和他作布衣平民時沒什麼區別，實在是難能可貴。
在包拯被任命為陝西轉道使後，本來應該穿上繪有新等級標誌的官服去上任，以示地位和尊榮。可他卻穿著原來的官服去赴任了。宋仁宗聽到後，十分讚賞，並特地差人騎快馬去追包拯，將繪有三品圖致的官服賜給包拯穿到了身上。
端州曆來是盛產硯石之地，早在隋唐之際“端硯”就久負盛名了。以往，端州的曆任官員在向朝廷交納硯台時，都要借機勒索，因此會額外增加很多，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弄得百姓怨聲載道、苦不堪言。包拯到任後，命硯工按進貢數量製作，自己從來一塊不留，此舉深受百姓們的稱頌。
到了包拯離任之時，端州的硯工特地精製了一方好硯送給他作為紀念，他婉言謝絕，說：“不持一硯歸”。
包拯為官一心為民，從不圖私利，也不圖謀高位，卻因其品行端正，官越做越大，成為國之棟梁，皇上眼前的重臣。
包拯之所以被稱為“包青天”，是因為判案嚴明，從不因私廢公，金錢與權勢都不起作用，誰想買通關節或者打通關係，連想都別想。為了主持公證嚴明，他曾七次上奏皇上，要求嚴懲酷吏王逵，終於達到了目的，為民除去了一大害；他甚至敢於彈劾皇帝的後妃，也敢於指責官位煊赫的國戚。
宋仁宗的叔嶽父張堯住身為宰相，卻顧隻私欲、禍國殃民，為了為民除害，包拯置個人安危於不顧，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奏彈劾，迫使宋仁宗免去了張堯的宰相之職。
包拯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勞苦大眾，自然就贏得人民的敬仰和歌頌，美名還流傳到了西羌。宋神宗時，西羌有一個叫於龍嗬的將領歸附了宋朝，他到京師朝見皇上時，要求皇帝賜給他包拯的姓，可見，包拯是多麼的受人景仰。
包拯一生，正如他所言：“清心為治本，直道身謀。”不僅如此，他還在晚年時教育後代、留下遺訓：“後世子孫世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歸放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忐，非吾子孫。”
在開封府署旁有一塊題名碑，凡是在開封府任過府尹的，都要在碑上刻下姓名和任職時間。包拯曾任開封府尹一年多，也刻了上去。
有南宋人周密見證：開封府尹題名碑上的包拯二字“為人所指，指痕甚深”，因為人民喜愛他，凡是到此地來的人，為表達敬慕之情，都願用手指撫摸“包拯”二字所造成的。現在這塊碑石還保存在開封曆史博物館中。
包拯作官時，是很不在意名和利的，一心為民、隻圖百姓安居樂業，可他的美行卻為他贏得了萬世傳頌的美名，證實了管子所說“人們的評價都是公證的”，自身的態度端正了，有美行必能贏得美名。
小稱第三十二
[原文]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木，故繩可得斷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遫獸可及，遠道可致。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十一“小稱第三十二”
[譯文]
管子說：“善於檢討自己的，人民就不會怪罪他；不能檢討自己的，人民就會怪罪他。所以承認自己的過錯，就是強大的表現；修養自己的節操，則是智慧的表現；不把壞事歸於別人，等於是仁的表現。”
所以，明君會有過歸於自己，有善歸於人民。將過錯歸於自己，自己就會戒懼。有善歸於人民，人民就會歡喜。讓人民歡喜，使自己戒懼，這就是明君能治理好人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