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和臣，就像天與地的位置。老百姓，好比萬物一樣。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聽候君主的命令。群臣和百姓怎麼能各自運用心機去謀取私利呢？所以按君主的命令行事，即使有挫折失敗也不會受到處罰；不按君主的命令行事，即使取得功利，也是要處死的。這樣，下對上，就像回響反應聲音一樣。臣事君，就像影子跟隨形體一樣。所以，上麵下令，下麵就要貫徹；君主行動，臣民就得跟從，這才是天下太平的方式”，所以說，“治世之君不是這樣。不分親疏、遠近、貴賤、美醜，一律以法度來判斷。他依法殺人，人不會怨恨；按功行賞，人也不必感恩戴德。按法製行事，就像天地對萬物一樣無私，所以官吏就不會有出於私念的政論，士人就不會有出於私念的議論，百姓就不會有出於私念的評說，人們都會虛心聽從君主。君主以公益端正輿論，以法度裁斷是非，所以擔負天下大任卻不會感到沉重。”
在這裏，我們可以引用、理解為：“不聽信讒言，法紀嚴明以正君威”。
在中國曆史上，很多亡國之君都是因為聽信了小人讒言而禍國殃民乃至失掉江山的。或是因為奸臣亂黨當道，蒙蔽了君王的視聽，從而忠良遭到毒害，奸臣肆意為非作歹，使得國家大亂，外敵乘虛而入，內憂外患相加，走上亡國之路就不可避免了；或者是君主貪圖女色，因為女人而誤了大事，最終因愛美人而失了江山……
但凡是稱得上一代明君的，都能夠不因奸臣或女色而誤國誤民，他們能夠使法紀嚴明，照章辦事而不循私情，這正是受到萬民景仰、國泰民安的根本。
領導者對於軍隊的管理，除了辨明是非、分清忠奸、對小人之言不輕信之外，還需要在軍隊內部嚴明法紀，從而樹立權威，隻有這樣，軍隊的戰鬥力才能最大程度地被激發出來。
曾國藩明白想要治軍統兵，關鍵在於紀律嚴明。有了營規軍令就得執行，營官對士兵也要有威懾力。為此，曾國藩還舉了孫子訓練後宮嬪妃時的例子，對抗令不尊的嬪妃實施軍法，吳王親自求情也沒有用。有了一次這樣的教訓，其他的嬪妃就不敢再違抗命令了。
曾國藩認為，對待士兵不能一味寬容，平日裏一定要紀律嚴明，隻有如此，等到真正出兵打仗時才能人人勇敢，無人敢違抗軍令。
針對綠營人心渙散，軍紀鬆弛的情況，他還親自製定了一套營製和營規。根據戚繼光束伍練兵之法組建軍隊。規定軍隊基層單位，上有肖、營三級建製，每一級都有固定的人數和相關的人員組成。
這種做法克服綠營結構的重疊性、人數不一、兵將互不熟悉的弊端。每一層的士兵都有一個直屬長官，“耳目有專屬，心誌無疑貳，是以所向有功。”在選擇士兵和軍官上要求也十分的嚴格。士兵都來自山村的農民，體格健壯、民風樸實。他不收以前的綠營兵，也不收市井碼頭油腔滑調之人，更不要衙門裏的差役。在軍官上的選擇也是有標準的，一要才堪治民，二要不能貪生怕死，三要不能好大喜功，四要能吃苦耐勞。
有了合格的士兵和優秀的軍官，還要有嚴格的營規，並且能嚴格的執行和訓練。
為了加強軍隊內部的團結和統一，曾國藩規定，下級一定要服從上級，士兵絕對要服從軍官。在軍隊的訓練上，曾國藩尤為重視。他曾對同僚說道：“不練之兵斷不可用，侍今年在省練過三營，雖不足當大寇，然就可以一戰。六月援江之役，所集之卒未經一日訓練，再江不得力，至今懊悔。”
曾國藩把訓練的內容分為“訓”、“練”兩大部分。“訓”側重於思想品行方麵，“練”側重於軍法技巧方麵。無論哪一項都要求嚴格。曾國藩在給韓進春的信中寫到：新募之勇，全在立營時認真訓練。訓有二，訓打仗之法，訓做人之道。訓打仗，則專尚嚴明，須令臨陣之際，兵勇畏主將之法令，甚於畏賊之炮子。
湘軍剛開始成立時，曾國藩對士兵管製的非常嚴格，尤其是嚴格禁食鴉片。鴉片會讓人上癮，士兵吸食不僅影響身體，而且開銷大，一旦缺錢，便會去偷、去搶，給整個軍隊都會造成很壞的影響。其他方麵的一些規定則因各營情況而有所不同，左宗棠的軍營規定禁止賭博，王鑫的軍營禁止飲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