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君王治國，有的以德服眾，有的以禮惠及眾人，但不管是“仁治”還是“禮治”，都離不開“法治”，法治是治國之本，是治民之根。
柳公綽是唐憲宗時期的京兆尹，他是個剛正不阿的忠義之士。他剛上任之初，就責打了皇帝喜愛的神策小將。憲宗皇帝為此大發雷霆，他把柳公綽找來一頓臭罵，責怪他為什麼不經請示就擅自責打神策小將。
柳公綽毫不畏懼地說：“皇上因信任小人才讓我擔任京兆尹的職位，為了不辜負皇上，我自當先立表率。可小人剛剛上任，那個小將就輕率冒犯於我，我想這不僅是怠慢臣下，也是輕視陛下的表現啊。他如此目無法紀，理應治罪。小人隻知道打得是不懂禮法之人，不管他是什麼神策軍將官。”
憲宗餘怒未消，又問道：“那你為什麼不奏明？”
柳公綽答：“按我府尹的職權，隻該打死他，不該我上奏。”
憲宗繼續追問：“那麼依你之見，誰該上奏呢？”
柳公綽答：“管轄他的部隊應上奏。若是死在大街上，金吾街使應該稟奏，若是死在巷裏，左右巡使應該稟奏。”
柳公綽的回答句句在理，竟說的憲宗無言以對，隻好宣布散朝。
散朝後，憲宗皇帝跟身邊的人說：“你們要對這位京兆尹小心一點，連我都怕他呢！”
治理國家，懲治惡徒都要靠法律，而不能靠領導者的“口”。國家的製度一旦公布，就得事事遵循，隻有這樣，才能樹立起製度的權威和領導者的威信。
自古以來，因國君辨不清忠奸而造成的冤假錯案可謂不少，這種情況下，小人逐漸得誌，忠良慘遭陷害，國家必定會隨之走向衰敗。因此，身為國君應明辨是非，依法度除惡揚善，朝廷才能形成正直開明之風。
康熙皇帝就極有察人察事之明，他能做到不被那些別有用心之人的讒言所惑，並能夠始終如一地分辨是非對錯，這對於一個日理萬機的皇帝來說實屬不易。
康熙末年，江南總督噶禮逐漸得勢，他為人貪婪、狠毒，喜歡誣陷忠臣。當時，蘇州知府陳鵬年為官清廉、剛正不阿，在一些事上常與噶禮意見相左。噶禮因此很不喜歡他，並一直懷恨在心，想擇機將他免職。
有一次，噶禮誣陷陳鵬年辦事不力，想將他充軍到東北黑龍江，康熙認為陳鵬年很有才學，沒有答應噶禮的請求，而是把陳鵬年調到了京城編修圖書。噶禮仍不肯罷休，他又再次密奏康熙帝，說陳鵬年寫過一首“遊虎兵”的詩，詩中之詞對皇帝有怨恨不滿的情緒，宜從重處罰他。康熙帝仔細閱讀了那首詩，並沒有發現有任何不妥之處，再細讀噶禮的奏折，看出噶禮完全是無中生有、誣陷忠良。
接著，康熙帝召集眾臣，在朝廷上對他們說：“噶禮其人總愛惹是生非，蘇州知府陳鵬年為人忠直，可噶禮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誣陷他，這種卑鄙小人，朕很是厭惡，朕也自是不會被他所騙的。”
康熙說完，將陳鵬年的“遊虎兵”詩公布於眾，各位大臣紛紛表示欣賞，噶禮知道後尷尬萬分。
後來，噶禮和張伯行之間的互參案又再次震驚朝野。
康熙五十年，江西舉行鄉試期間，兩江民怨沸騰。新任江蘇巡撫張伯行上書參劾噶禮的種種罪行。噶禮知道後不但不認錯，反而倒打一耙，給張伯行扣了七條罪狀。對於此事，康熙帝極為重視，他先後委派自己信任的幾位尚書前去調查案情。可這幾位尚書因攝於噶禮的權勢，不敢得罪噶禮，而是“機智”地把此案說成是總督與巡撫之間因為關係不和故而相互參劾。這個結論，從表麵上看好似公允，其實這是對罪惡昭著的噶禮進行了袒護，這個本來並不複雜的案情變得撲朔迷離起來。
為了弄清原委，康熙帝決定插手此事。為了使案子能夠得到公正處理，他明確向辦案的官員表示：“我早就不信任噶禮其人了，而張伯行為官清正，享有盛譽，希望你們體會我保全清官的苦心。”
但是令他失望的是，九卿大臣廷議的結果仍是要將兩人全部革職。康熙帝此時沉著冷靜，他對於朝中官員官官相護的行為是洞察明悉的，他也深知如果一味地偏袒噶禮，江南的百姓一定會對朝廷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