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他又對九卿大臣們說：“張伯行為官清廉，人所共知。朕巡河工時，適彼為按察使，知人甚悉，但才見略短耳。噶禮辦事曆練，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膠剝削一半矣。朕為天下主，如此等清官朕不為保全，則凡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
說完，康熙帝下令張伯行仍留原職，依議革除噶禮職務。
康熙帝當眾羞辱噶禮，就是為了殺一儆百，使那些心術不正、喜好誣陷別人的大臣在做事上不得不有所收斂。而他在處理陳鵬年之事上，也是依法行事，他沒有輕信讒言，沒有一聽到叛逆之音就不問青紅皂白地將人“繩之以法”，而是勤於思考，從而辨明了真相。
而在“噶張案”上，康熙帝也是賞罰分明、公正查處，最後以明斷而告終，可以說康熙帝真正做到了明辨是非、依法行事，康熙之明可謂常君難及。
明辨是非，對於一位統治國家的君主來說是必須具備的素質，韓非子對於皇帝要分清善惡、不聽信讒言上就曾說道：“如果以聲譽的好壞來作為提拔人才的依據，那麼臣下就會背離君主而在下麵相互勾結，以便製造對自己有利的傳聞；如果根據朋黨關係來薦舉官員，那麼官員們就會致力於拉幫結夥而不再在真才實學上要求自己以求得功名。因此，如果任命官員不以才能作為標準，而隻根據聲譽、朋黨關係，那麼，國家勢必就會混亂。沒有一套正確方法來識人的君主，必然會根據別人的議論來判斷一個人的智愚與忠奸。這樣一來，別人稱讚誰，君主就會喜歡誰；別人非議誰，君主也會隨之厭惡誰。這時，那些擅於阿諛奉承、喜好誣陷別人的小人就會得逞於一時，時間一長，朝廷必會被一群小人所控。而那些品行端正的君子就會顯得孤立無援，慢慢地也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韓非子說的很對，君主的態度如何，決定著朝廷的風氣和官員的品行。如果君主沒有一套分辨是非的本領，朝廷還如何能夠清明呢！齊威王在分辨是非上就很有一套。
戰國時期，齊威王派朝中的兩位大夫分別去治理即墨、阿邑兩個地方。不久後，齊威王身邊不斷有人非議治理即墨之地的大夫，而對治理阿邑的大夫大家則是紛紛稱讚不絕。齊威王於是決定親自去兩地視察，看看這兩個大夫的治理手段到底有何不同。
齊威王先到了即墨，他見即墨人民富足，秩序安定。隨後他又來到阿邑，此地卻是田園荒蕪，百姓窮困。齊威王很是感到迷惑，為何即墨之地人民富足而身邊的官員們卻非議它的治理者，阿邑之地百姓困苦，而那些官員們反而要稱讚它的治理者呢？齊威王決定親自察察這件事。
經過好一陣查訪，齊威王才弄明真相，原來阿邑之地的大夫用大量的錢財賄賂了自己身邊的官員，求他們在自己麵前替他美言；而即墨之地的大夫卻不肯這麼做，他把精力全部用在了為民做事上，朝廷的官員們因對他不滿而惡意中傷他。
接下來齊威王對作風正派、政績卓著的即墨大夫給予了封賞，而對弄虛作假、蒙騙朝廷的阿邑大夫處以了烹刑。這樣一來，齊國朝廷上下群臣畏懼，人人追求務實，齊國走向了大治。
齊威王不信謠言，從而避免了是非混淆、小人得誌、賢人遭殃的事情發生。如果他聽風即是雨，對言論不加以分析、調查的話，結局將不堪設想。因此，作為一個領導者，絕不可輕易聽信傳聞，不能僅僅以一麵之詞去斷定優劣對錯。
對此，三國時的劉邵曾說：“想做一個好官，必定要嚴格執法，事事為國家分憂，為百姓解愁。這樣做雖然於治政有益，卻會讓一些人不安、不滿，因此，這種人容易遭人誹謗，名聲不一定好。
而那些隻知討好別人、誣陷別人的人，雖然於治政無益，卻往往可以騙取別人的稱讚。所以，識別人才，一定要了解他的真實底細，絕不可僅聽一家之言。”
曆史上能夠明辨是非的君主也不在少數。除了上述的康熙帝、齊威王之外，西漢昭帝也可算得上是一代聖賢之君。
霍光和上官桀是西漢昭帝時的兩個輔政大臣，上官桀之子上官安驕橫跋扈、為非作歹。他整日飲酒作樂，還與後母、侍婢淫亂。他還整日守在大司馬府門口，見霍光出來，便纏住他，央求封自己的好友丁外人為侯。霍光自然是不答應，他又央求委任丁外人為光祿大夫，霍光還是不許。後來，上官桀親自來請求此事，霍光還是拒絕了。
上官父子由此記恨上了霍光，他們開始盤算著爭權奪利，試圖把霍光掌權之職取而代之。
禦史大夫桑弘羊是前朝的權臣，他名義上也是輔政大臣，他自認為無論從資曆、功勞還是才能上都比霍光強。但他的權勢低於霍光，也趕不上上官桀。他曾替其子弟謀官，也遭到了霍光的拒絕，因此，他對霍光也是懷恨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