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稟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奸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奸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人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驅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十五“治國第四十八”
[譯文]
所有的治國之道，都是要先使民眾富裕起來。民眾富裕了就容易治理，民眾窮困就會難以治理。為什麼這樣說呢？民眾富裕了就會安於鄉裏看重自己的家園，安於鄉裏看重家園就會恭敬君主而畏懼刑罪，能夠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民眾貧困了就無法安於鄉居從而輕視家園，不安於鄉裏而輕視家園就敢於鋌而走險、抗上犯禁了，抗上犯禁就難以治理了。
所以治理好的國家往往是富裕的，混亂的國家往往是貧窮的。所以善於國政的君主，必定會先使百姓富裕起來，然後再加以治理。
從前，七十九代的君主，法製不一，號令不同，然而都能一統天下，為什麼？一定是國富裕而糧食多的原因。國富糧多來源於農業，所以曆代聖明的君王都重視農業。凡是以治國為急務的人，都一定要先禁止工商性質的奢侈品製作。禁止工商性質的奢侈品製作，人民就無法遊蕩求食。人民無法遊蕩求食，就必然從事農業。人民從事農業，土地就會得到開墾；土地得到開墾，糧食就能增收；糧食增收，國家就富裕了；國家富裕，兵力就隨之強盛；兵力強盛了，戰鬥就可以取勝；戰鬥取勝，土地就更加廣闊。
所以，先王懂得增加人口、加強兵力、擴大土地、富裕國家必須依靠糧食。因而禁止工商發展，不準生產奢侈品，而鼓勵發展農業。今天，凡是從事工商、製作奢侈品的，幹一天可以吃五天，農民終年勞作，卻不足以維持自己的生活。這樣一來，人們就會放棄農業而從事工商奢侈品了；棄農而經營工商，土地就會荒蕪，國家就隨之貧窮了。
凡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按月計算往往收入不足，按年計算才會有盈餘。而上麵征稅緊急，又不是時候，農民們隻好借加倍的高利貸來上繳國家稅收。耕田除草都是有季節性的，而雨水又不一定能充足，農民又隻好借加倍的高利貸來雇工澆地。秋天從農民手中買糧的價錢是“五”，春天賣糧給農民的價錢卻是“十”，這又是一種加倍的高利貸。
因此，把上麵的征稅算起來，成倍索取農民的款項就有四項，關市的租稅、府庫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糧、各種勞役，一年四季加起來，又等於一項加倍的高利貸了。這就等於一個農民要養四個債主，所以即使對外流者處刑，國君也不能製止外流。這都是因為糧食少而農民沒有積蓄造成的。
常山東麓，河海之間，農作物生長得早而凋落得晚，是糧食生長成熟的好地方。一年中的四季都可種植而五穀都能收獲。一個中等的年成可畝產兩石糧食。一個勞力可以生產糧食兩百石。而如今卻糧倉空虛，百姓們沒有積存，農民們賣兒賣女，其中的原因就在於君主沒有辦法均衡他們的收入。
所以先前聖明的君主總是讓農、士、商、工輪換他們的工作，這樣一年的收入，就誰也無法超越了。因此交能易作，收入就得到均衡了。交能易作，田地就得到開墾了，奸巧之事就不會再發生。田地得到開墾了糧食就增多，糧食多國家就富裕。奸巧之事杜絕了，人民就能夠安定，富裕而又安定，這正是成就王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