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法解第六十七
[原文]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製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眾。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奸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二十一“明法解第六十七”
[譯文]
聖明的君主居於上位，因為有鐵腕統治和威勢在，群臣們就不敢為非作歹了。所以群臣不敢欺負他們的君主，並不是因為喜愛君主，而是害怕君主的威勢。百姓們爭著為君主效力，也不是因為喜愛君主，而是害怕君主的法令。
所以，明王操持著必勝的策略，來統治不得不效用的民眾。擁有絕對尊嚴的威勢，來控製不得不服從的群臣。因而令行禁止，君主尊貴而臣民卑下。所以《明法》篇說：“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聖明君主的統治方法，一方麵懸爵位祿賞來激勵民眾，民眾得利於君主，所以君主才能役使他們。另一方麵立刑罰來威懾下民，下民畏懼於君主，所以君主才能統治他們。
因此，沒有爵祿，君主就無法激勵民眾。沒有刑罰，君主就無法威懾民眾。因此人臣執法奉命，並不是喜愛君主，而是基於趨利避害。百官守法無奸，並不是因為喜愛君主，而是希望保住爵祿避免刑罰。所以《明法》篇說：“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實例應用與分析]
恩威並施方能統馭民眾
“《管子》第二十一”的上文部分中，管子對君主如何能統馭臣民作了論述，“聖明君主的統治方法，一方麵懸爵位祿賞來激勵民眾，民眾得利於君主，所以君主才能役使他們。另一方麵立刑罰來威懾下民，下民畏懼於君主，所以君主才能統治他們。因此，沒有爵祿，君主就無法激勵民眾。沒有刑罰，君主就無法威懾民眾。”
無論祿賞還是刑罰，都是君主統治臣民時所必須使用的手段，“因此人臣執法奉命，並不是喜愛君主，而是基於趨利避害。百官守法無奸，並不是因為喜愛君主，而是希望保住爵祿避免刑罰。”
在這裏，我們可以引用、理解為：“恩威並施方能統馭民眾。”
人們都喜愛祿賞而厭惡刑罰，因而有了祿賞就有爭著搶著立大功的人了，正可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有了刑罰人們就不敢輕易做壞事了，因為輕則受罰而重則喪命是人人都畏懼的。
因此，有了祿賞，就顯示出了君主的恩澤，有了刑罰就顯示出了君主的威勢。祿賞會使人們樂於為君主效力，刑罰會使人們畏懼君主的法令，所以說，無論祿賞還是刑罰都是君主統治臣主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曾國藩在用人和治人上可稱得上“聖賢”，他熟讀春秋諸子百家的學說，特別推崇法家思想，在為官時，他也別主張嚴刑、峻法，對官吏要清除腐敗之風，對民眾則要用嚴刑懲治不法之徒。
曾國藩在湖南做官時，對於那些為非作歹的惡霸，輕則懲以杖打，重則處以斬首，決不手軟。曾國藩雖提倡嚴明法紀，但另一方麵他也很重視用傳統思想對犯錯之人施行教化，他主張禮法結合，禮治在先，嚴懲在後，這種恩威並施的治國策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曾國藩極其重視執法人員的品格，要求其既公又明，為民便民。當時的執法人員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各級官吏，官吏們掌握著執法權，有可能利用法律謀取私利、毀壞法製、破壞法律的執行。
因此，曾國藩提出了以法治吏的理論，首先明確為官任職是為民，並將管理錢糧、獄訟視作為民的主要標尺。他采取培養、甄別、選舉、考察等方法選拔官吏，要求為官者平等待人、不貪汙受賄，在用人上要任人唯賢。對於那些謀私、受賄、害民之官，一律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