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還特別痛恨冤獄累訟。他曾對別人說：“冤獄的嚴重和普遍，必然導致反複拖拉，牽連無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能避免。一家久訟，十家破產；一人沉冤，白人含痛。往往有纖小之案，累不結，顛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聞之發指者。”
為了防止冤獄累訟的事情發生，曾國藩嚴禁私自關押，以杜絕執法者以權謀私和乘機違法亂紀。對於符合條件的關押人犯，曾國藩主張必須依法從速處理。他明確規定大小衙門傳達司法公文需從速處理，不準拖拉。他還規定凡是誣告者一律嚴辦，而對那些秉公辦案者給予獎勵。
治軍也是曾國藩的一項重要事務，他治軍講究孔孟的仁、禮，他認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在用仁、禮教化約束士兵的同時，曾國藩還強調治軍之要，尤在論功罪，需賞罰分明，以法嚴格約束兵卒。為了嚴肅軍紀，曾國藩提出了種種禁令，如禁止洋煙、禁止賭博、禁止奸淫、禁止謠言、禁止拉幫結夥等。
曾國藩還非常愛民，他曾經一度把愛民作為軍隊的頭條紀律，他要求士兵忠於國家，愛護人民。
他說：“行軍當以嚴為主，臨陣紀律不嚴，則無以作勇敢之氣；平日營規不嚴，必然騷擾害民，所以愛民更為重要。治軍宜勤，操守宜廉，行軍宜愛民，說話宜誠信。四者缺一不可，無以官大而忘之也。吾輩帶兵，若不從愛民二字上用功，則造孽大矣”！
恩威並用，以法治軍，嚴字當頭，以愛民為根本是曾國藩治國治軍理論的精華所在，他的法治思想講究嚴法與慎用的平衡。施用嚴刑，如果過分苛刻，反而會失去震懾力，因此，在嚴刑的同時要講求仁厚。
而如果一味講究仁厚，往往會放縱奸邪，姑息養奸，所以，隻有恩威並施，治國治軍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隻賞不罰，其兵必怠；隻罰不賞，其兵必反。賞和罰就像是統治者的兩隻手，缺一不可。隻有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才能從籠絡到威懾兩方麵都令部下順服。也就是說，隻有恩威並施才能統馭民眾。
趙匡胤陳橋兵變建立宋朝後，內憂外患並未完全消除，後周的舊臣們對他的皇位虎視眈眈，垂涎三尺。麵對這種局麵，趙匡胤和趙普等人決定采取穩定京城，籠絡後周舊臣的方針，以靜製動。
根據這一方針，趙匡胤對後周的舊臣們實行官位保留、全部錄用的政策，甚至連宰相也仍有後周的宰相範質繼任。然而，範質對趙匡胤的任命並不領情，在舉行禪位大典時，範質在士兵的威脅下才帶領後周的群臣跪拜。
後來，趙匡胤將範質罷為太子太傅，這一年範質病逝。他臨死前曾告誡兒子不要為自己立碑，不可向朝廷請求諡號，這說明範質一直就沒從真心上歸順趙匡胤，但趙匡胤的“寬厚”還是起到了一些效果，範質始終沒有做出與宋王朝勢不兩立地舉動，群臣見他這般態度，大多數也都比較識時務。
為了進一步籠絡和收買那些舊臣，趙匡胤對朝廷中欺淩舊臣的新貴們處理起來毫不留情。京城巡檢王彥升是當年趙匡胤起兵時的主將，他自恃功高、目無法紀。一天夜裏，他以巡檢為名去搜後周舊臣王溥的家，王溥驚悸萬分，王彥升明目張膽地敲詐了他一筆錢財。
趙匡胤知道此事後很是惱怒，他隨即把王彥升貶為唐州刺史，後周的舊臣們對趙匡胤的這一舉動很感滿意。但是，偏是有人不吃趙匡胤這一套，李筠就是其中之一。
建隆元年，昭義軍節度使李筠起兵反宋，趙匡胤派遣石守信、高懷德等前往禦敵。很快，李筠攻占了澤州，此時，北漢又發兵南下，聲援李筠。在局勢對趙匡胤極度不利的情況下，又傳來了揚州李重進準備起兵響應李筠的情報。李重進是周太祖的外甥，後周滅亡後，他以馬步軍都指揮的身份駐守揚州，與趙匡胤分別掌管內外禁兵。
李筠起兵後，他便準備從揚州響應，和李筠南北夾擊趙匡胤。趙匡胤判斷李重進起兵的目的是為了富貴而不像李筠那樣是為了王位，所以趙匡胤打算向他頒賜“鐵券”，以示永保富貴、誓不相負，同時又讓翟守殉速回揚州，編造假情報，雙管齊下，盡量延緩李重進起兵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