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民粹主義在其長達八九十年的曆史發展演變過程中，形成了一個相當龐雜的、包括各種思想成分的理論體係。但無論其思想如何龐大和複雜，在其各個派別之間總還存在著一個最大公約數，即共同的思想特征。將這些特征歸納起來，可以包括以下幾方麵：
1.崇尚和信仰“人民”（主要指農民和貧苦勞動者），並把“人民”理想化各種各樣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將人民理想化這一點上是最具共同性的。他們認為，“人民的生活本身總是合理的”，《俄國民粹派文選》，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2頁。“在人民中潛藏著社會真理”，“人民是真理的支柱”。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02頁。巴枯寧甚至說，俄羅斯的農民，“就其天性而言是個社會主義者”；特卡喬夫則斷言，就其本能和傳統看，人民是共產主義者。從這裏可以看出，民粹派對“人民”之崇尚與信仰，到了極端理想化的程度。
“懺悔貴族”、民粹派知識分子，在人民麵前總有一種懺悔意識和“負罪感”，認為他們這些“文明的少數人”，其知識、智慧和進步，“是以多數人受奴役為代價換來的”，因為“多數人被剝奪了”體魄和思想的靈巧性，失去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機會，才能有他們這些“文明少數”的知識和進步。《俄國民粹派文選》，第58頁。正是出於這種“負罪感”，他們感到一種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要為社會進步服務，“償還”多數人以血淚和苦難為他們付出的文化的代價。
所以，“知識分子與人民”的關係問題，是民粹主義思想中一個長盛不衰的主題。
2.把農村公社理想化，企圖通過保存農村公社，發展農民“固有的”社會主義精神民粹派關於農村公社（或稱農民村社）的這種思想觀念，也同他們對“人民”的信念聯係在一起。在他們看來，“米爾（即村社——引者）精神接近人民的本性，滲透到人民的整個日常生活中”；農村公社“作為人民喜歡的、古老的天然根源……乃是自然曆史遺留的人民的本源”，它“是俄國人民夢寐以求的民族原則的內部天然合法的民權保護者”，因此俄國需要農村公社，需要公社的生活，需要它的“社會主義”的清新而又生氣勃勃的協商和主動精神。同上，第33—39頁。
從這種對農民村社或農村公社的理想化描述中，看得出民粹主義不是從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經濟形式中前瞻、展望社會主義的未來；而是從過往古老村社的傳統中探尋社會主義的前景，把它視為俄國通向社會主義的“基礎”和出發點。在這裏，我們可以很鮮明地發現民粹主義的空想社會主義性質；也很明白地看出民粹派往往是向後看而不是向前看的思想特質。
3.企圖通過俄國獨特的公社道路，繞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一理論特征，是民粹主義社會政治綱領的核心。它不僅僅是從俄國存在農村公社，將它視為社會主義天然土壤這一觀念出發的——雖然這一觀念是民粹主義這一理論主張的最重要的出發點和思想基礎。除此之外，民粹主義這一特征還有另一重要的思想根源，這就是對資產階級的厭惡和對資本主義的恐懼。
民粹主義之所以厭惡資產階級，並懷有對資本主義的“恐懼症”，是由民粹主義所由產生、形成的社會曆史條件決定的，也是由民粹主義固有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性所決定的。民粹主義作為來自後進農民國度的、主要反映農民思想觀念的思想體係，其代表人物——民粹派，麵對19世紀中後期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血汙和罪惡，看到西歐農民的破產，工人的赤貧，資產者的貪婪，以及資產階級民主的極端虛偽性，這使他們很自然地產生了對資產階級的厭惡和對資本主義的鄙棄。而麵對英國發生的“羊吃人”慘象，目睹西歐各國工人農民苦難生活的血淋淋圖畫，在對資本主義的鄙棄之中，又對它充滿了一種自然而然的恐懼，為俄國正麵臨這種陰森可怕的前景而感到不寒而栗。在他們看來，隻有避免西歐的資本主義道路，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才能使俄國人民幸免於資本主義的苦難。
民粹主義這一“直接過渡”的思想，也是其“超階段”的革命急進主義和輕視民主革命、漠視民主主義價值的最深思想根源。
4.對一般文化抱著鄙薄態度，反對文化崇拜，傾向於以虛無主義的態度評價文化，以道德主義和極端功利主義的觀點對待科學和文化在民粹主義者看來，知識分子是被人民養活而獲得文化的，人民為他們獲得文化而付出了血汗和苦難；這樣，掌握文化的這些少數人就被壓上了沉重的罪孽感。由於文化本身是靠著人民的血汗和苦難，靠著對人民的剝削而獲得的，這樣，掌握文化就同剝削、同罪孽聯到了一塊兒。所以在民粹派看來，仿佛文化本身也粘連上了剝削和罪孽。因此，民粹主義思想經常對文化報以輕蔑甚至敵視態度，“在任何條件下都會起來反對文化崇拜”。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的宗教闡釋》，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