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派反對文化崇拜的重要表現之一，是瞧不起甚至鄙視傳統的大學。在他們看來，大學“同外界隔絕、脫離人民生活”；而大學教授“從事”的又是“抽象理論”，似乎於人民並無益處，因此人民對他們投以“不信任的目光”；在民粹派看來，“大部分教授是官吏”，因此，由仇視官吏，自然也殃及於這些教授們。正是基於這些理由，在民粹主義者看來，“星期日學校”是比大學更好的“培養大學生的苗圃”夏波夫：《村社》，載《俄國民粹派文選》，第32—33頁……否定大學教育，是民粹主義特別是無政府主義的一個突出特征，彼·阿·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都曾抱有這樣的思想。克魯泡特金甚至說，“必須關閉一切大學”，“我們不需要為少數人建立的大學”；“我們需要”的隻是“醫院、工廠”、“生產作坊和工人學校”，“工人學校”一旦發展，便將“超過現有的大學”。克魯泡特金：《我們是否應該研究未來製度的理想》，載《俄國民粹派文選》，第272—273頁。巴枯寧則宣稱，實際鬥爭就是“科學”，他號召青年“拋棄這些大學”，“到民間去吧！你們的戰場，你們的生活和你們的科學就在那裏”。巴枯寧：《告俄國青年兄弟的幾句話》，載《俄國民粹派文選》，第52頁。
俄國哲學家別爾嘉耶夫認為，俄國民粹主義知識分子具有一種所謂“一切從屬於政治的世界觀”；他們的“心靈是道德化的，對世間的一切都采用特殊的道德評價。”別爾嘉耶夫：《俄羅斯的命運》，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頁。所以，民粹主義奉行的是道德—政治價值至上，而以科學真理和文化價值服從之。
民粹主義還把革命的標準極端化，以其純主觀的政治—道德標準來否定科學和文化價值的自身標準。科學真理是客觀的，一般來說，純粹的文化價值也有其客觀性：不論持怎樣的政治—道德標準，總不能否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不能否認莎士比亞悲劇的藝術美。但事實表明，民粹主義以其特有的政治—道德標準，對這兩者都是一概加以否定的。
在民粹派看來，一切科學家和文化人都必須“把自己的才能用來解決迫切的現實問題”，由此才算投身政治，否則其“著作的全部科學價值就不能使它逃脫曆史的必然的宣判”。彼·拉·拉甫羅夫：《曆史信劄·第八封信》，載《俄國民粹派文選》，第116頁。
托洛茨基在《文學與革命》中提出評價文化問題的兩個標準，主張以“文化標準”服從“政治標準”，看得出，就受到了這種政治—道德價值至上論的影響。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開明書店1928年版，第291—292頁。
三、俄國民粹主義中包含著各種思想色彩和流派
在俄國民粹主義發育的胚芽裏，就既包含有浪漫主義的非理性基因，又有濃重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成分。在赫爾岑成長的19世紀30年代，俄國進步青年正沉浸於以謝林、黑格爾、費希特為代表的德國浪漫主義哲學。浪漫主義以直感或非理性為哲學基礎，較之以理性主義為思想基礎的啟蒙思想，具有更強、更狂烈的反抗性。所以，俄國民粹主義的胚胎期的思想體係裏就包含了哲學浪漫主義。至於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成分，則既通過“俄國社會主義”學說的奠基人赫爾岑，也經由民粹主義的創始人車爾尼雪夫斯基，貫穿在他們關於“村社自治”、“村社聯盟”的思想裏。隨著這一思潮的發展，巴枯寧賦予這一思潮的無政府主義更是體係性的；實際上，在“到民間去”運動和“土地自由派”中，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暴動派都占了主導地位。
俄國民粹主義在其長期的曆史發展演變中，分別通過年輕批評家皮薩列夫將虛無主義，通過民意黨人將注重個人謀殺的恐怖主義，經由自由民粹派將專事於在具體小事方麵服務人民的充滿文化主義色彩的“小事情理論”，以及將貶抑知識文化人、崇尚“粗工”勞動者的反智主義等等，都一一彙合進了民粹主義的主潮和幹流。
應當特別指出，俄國民粹主義在其發展的不同時期，也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深刻影響。許多民粹派人物都讀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其中，社會革命黨受到的影響最大。列寧在1905年1月評論社會革命黨綱領時說，它的綱領草案較以前“前進了一大步”；其“進步表現在各項原則的內容上——從民粹主義進到了馬克思主義，從民主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列寧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