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行政體製是周恩來為代表的一批中共傑出領導人親手開創的。作為20世紀世界最偉大政治家之一的周恩來親自籌劃並精心組建了新中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自1948年下半年起，他就開始秘密保護一批民主人士到解放區，為籌備新政治協商會議做準備。1949年上半年他籌備和主持召開了新政協籌備會議，並親自兼任新政協籌委會第三小組組長，負責起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新中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提供了法律依據；與此同時，他精心設計了中央政府的組織機構設置，在很短時間內迅速完成了政務院及其下屬的各委、部、會、院、署、行的組建，很快建立了各項規章製度，保證了國家各部門、各機構的正式運轉。
第一節 新政協會議籌備工作的開展
一、為籌建新中國安排民主人士到解放區
1948年後，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上的節節勝利，中國共產黨開始考慮建立全國性政權的問題。當年4月30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號召得到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馬敘倫、蔡廷鍇、譚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領袖的廣泛響應。他們認為中共“五一口號”“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遂紛紛表示要通電國內外各界及海外僑胞，共同籌備，完成大業。1948年下半年，周恩來指派潘漢年、喬冠華等人負責，精心安排愛國民主人士秘密前往東北和華北地區的中共占領區，請他們一起參加新中國的籌建工作。
“五一口號”發布之後，雖然各民主黨派當即予以響應和回複，但直到7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各民主黨派的通電全文。8月1日，毛澤東電複香港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對他們積極響應中共“五一口號”表示“極為欽佩”，並再次就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時機、地點、召集人、參加會議者的範圍以及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征詢他們的意見。
同日，周恩來給香港分局及潘漢年發去電報，批評他們在工作上的失誤，要求他們收到毛澤東8月1日的複電後立即送各民主黨派並征詢他們意見，並要求將征詢意見的工作推廣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特別指出要他們代為轉達中共中央歡迎民主人士來解放區商談和進行相關的準備工作。
為了護送愛國人士安全到達解放區，周恩來親自領導這項工作，做了周密細致的部署。為安全起見，絕大多數民主人士都由香港轉赴解放區，在香港負責這項工作的是中共華南分局和香港工委的同誌，他們以租用外國輪船運貨的名義，秘密地將這些愛國民主人士分批送往東北和華北兩個解放區。
早在蔣介石發動全麵內戰後，中共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從1946年下半年起，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和安排下，一部分民主人士、文化界進步人士和黨的幹部陸續撤至香港，並以香港為基地，繼續開展工作。1947年2月，國共和談完全破裂，國民黨要求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等地擔任談判聯絡工作的代表全部撤回。為此，周恩來電示中共駐上海辦事處的錢之光、劉昂，要他們轉赴香港開展工作，錢、劉二人因辦事處被國民黨憲警包圍而未能成行。因為解放區沒有建立起和香港的交通線，周恩來曾經設想開辟經歐洲到蘇聯再轉赴哈爾濱的路線，將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護送至解放區，但由於過於周折未能打開。為加緊籌備新政協，盡快將民主人士接至解放區，周恩來在錢之光、劉昂回到延安後即安排時間聽取他們的工作彙報，並指示他們到解放區沿海口岸，設法打通與香港的聯係。遵照周恩來的指示，錢之光趕赴大連，成立中華貿易總公司，以租用外國船隻往返於大連、朝鮮羅津和香港之間運送貨物的方式，建立了交通線，並且與中央直接建立了電台聯係。
1948年8月2日，周恩來電令錢之光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前往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連貫、夏衍等開展接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的工作。9日，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致方方並香港分局電：“為邀請與歡迎港、滬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來解放區，並為他們籌劃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漢年、夏衍、連貫負責計劃，並協商一個名單電告。”經過仔細斟酌，周恩來在9月下旬擬定邀請從港、滬和長江以南前來解放區商討召開新政協的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李濟深、蔡廷鍇、張瀾、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郭沫若、黃炎培、馬敘倫、何香凝、史良等77人名單和擬從平津邀請的張東蓀、許德、張奚若等24人名單，並起草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錢之光、上海局劉曉、劉長勝和華北局並華北城工委員會的電報，征詢他們對所擬名單的意見，在給港滬組織的電報中特別交代：各方人士須於今冬明春全部進入解放區“方為合適”。“北來人士，擬先集中哈爾濱招待商談；華北人士如直進解放區，則集中華北。視戰事發展，明春或來華北，或即在哈市召開新政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