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5日，美國政府發表了《美國與中國關係——著重於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時期》（簡稱《美中關係白皮書》），以及國務卿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這些文件是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自供狀。
美國發表這個“白皮書”是有原因的。1949年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以秋風卷落葉之勢橫掃國民黨在大陸的殘餘勢力，表明蔣介石的反動政權覆亡已為時不遠。美國長期以來，實行扶蔣反共政策，因此蔣介石垮台實際上就是美國在中國的失敗。麵對這種失敗，以麥克阿瑟為首的共和黨反對派，對當權的杜魯門、艾奇遜等民主派展開了猛烈的攻擊和責難，兩黨爭得昏天黑地，不可開交，麥克阿瑟利用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立下的赫赫戰功，把相對遜色的杜魯門、艾奇遜等當權派搞得狼狽不堪。杜魯門、艾奇遜為反擊政敵，煞費苦心搞了這份《美中關係白皮書》。
在這份白皮書中，杜魯門、艾奇遜這一派美國政府的當權者，為了開脫對華政策失敗的責任，平息來自對手的猛烈抨擊，不惜公布大量文件、檔案，詳細說明了美國1944年至1949年對華政策的來龍去脈和美國政府的真實意圖。他們還任意歪曲曆史，圍繞中美關係散布一些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說法，把美國對中國的侵略，說成是友誼，誣蔑新中國向蘇聯學習，創建人民共和國是“受蘇聯控製”，胡說中共是“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是“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等”等等。
毛澤東對這件事十分重視，認為是用來教育中國人民的一次極好機會。他寫道；“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革命和美國的白皮書，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曆史上的曆史意義。就中國人來說，我們的革命是基本上勝利了，但是很久以來還沒有獲得一次機會來詳盡地展開討論這個革命和內外各方麵的相互關係。這種討論是必需的，現在並已找到機會，這就是討論美國的白皮書。”
在8月12日新華社評論《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發表的第二天，毛澤東寫信給新華社社長胡喬木說：“應利用白皮書做揭露帝國主義陰謀的宣傳。應將各國評論摘要評論。”2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言人發表的題為《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的聲明。毛澤東看到後，又函告胡喬木：“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聲明寫得極好，請予全文廣播、口播，並播記錄新聞，當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起很大作用。”他還接連給民主建國領導人黃炎培寫了兩封信。第一封信中說：“民建的這一類文件（生動的、積極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是一個政黨必不可少的。”在第二封信中，說：“民建此次聲明，不但是對白皮書的，而且說清了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存在發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論，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動性，極有利於今後的合作。民建辦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種方式，看似緩慢，實則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後的事情好辦了。”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全黨和各民主黨派對美國的白皮書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討論。為指導這場討論，毛澤東親自為新華社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和《唯心曆史觀的破產》等五篇評論。評論中指出：自從1840年英國侵略中國以來，“一切侵略戰爭，加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壓迫，造成了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使中國人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迫使中國人的革命精神發揚起來，從鬥爭中團結起來。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鬥爭的經驗，軍事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
評論中還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曆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人民大革命，已經複興了並正在複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毛澤東的這些話從根本上批駁了美帝國主義者的種種荒謬言論。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所領導的對美國白皮書的批評，揭露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清除了人們的迷信美國、恐懼美國的思想，為中國人民同美國的敵視、封鎖進行長期鬥爭作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
毛澤東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中國革命有著自身的獨特規律，在馬克思的書本上找不到現成的答案。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去了解中國情況，不斷地總結經驗，才能找到一條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國情相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革命與建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