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春秋那種形勢，管仲“九合諸侯”的政策，應運而生，有了戰國那種形勢，蘇秦“聯合六國”的政策，又應運而生。此二者皆“合力主義”也。管仲揭出“尊周攘夷”的旗幟，把全國之力線，集中“尊周”之一點，然後向四麵打出，伐狄，伐山戎，伐楚，齊桓公遂獨霸中原。後來晉文稱霸，亦沿襲其策，連孔子修《春秋》，也秉承“尊周攘夷”之主旨。他這個政策，直貫穿了《春秋》全部。
到了戰國，情形變了，周天子紙老虎已揭破，“尊周”二字說不上，楚在春秋為夷狄之國，此時更不能說“攘夷”的話，於是蘇秦引錐刺股，揣摹期年，從學理上研究出“合縱”之策，齊楚燕趙韓魏六國，發出六根力線，取縱的方向，向強秦攻打，此種政策，一經告成，秦人不敢出關者十五年。《戰國策》曰：“當此之時，天下之人，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決於蘇秦之策。”又曰：“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戰國時百家爭鳴，是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蘇秦的政策能夠風靡一時，豈是莫得真理嗎？無奈他莫得事業心，當了縱約長，可以驕傲父母妻嫂，就誌得意滿，不複努力，以致未克成功。有了蘇秦之“合縱”，才生出張儀之“連橫”，連橫成功，而六國遂滅，可以說：蘇秦的政策，貫穿一部戰國策。蘇秦的事，可分兩部分看，自引錐刺股，至當縱約長，是學理上之成功，當縱約長以後，是實行上之失敗。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也說蘇秦的政策，是很好的，深惜六國之不能實行。三國時，魯肅和孔明，主張孫劉聯合，原是抄寫蘇秦的古本，曹操是千古奸雄，聽說孫權把荊州借與劉備，二人實行聯合了，正在寫字，手中之筆，都嚇落了，這個政策之厲害，可想而知。
現在五洲萬國，是春秋戰國的放大形，故威爾遜的“國際聯盟”，也就應運而生。他是老教授出身，也是學理上成功，實行上失敗，他的十四條原則，一宣布出來備受世界歡迎，絕像蘇秦之受歡迎一般。無奈他在巴黎和會，欠了外交手腕，成立的國際聯盟，反成了分贓的團體。其最大原因，則由於美國之立場，根本與弱小民族相反，威爾遜“民族自決”之主張，不能實現，理固然也。我們熟察國際形勢，仍非走管仲、蘇秦和威爾遜這條路線不可，應由我國出來，發起“新的國際聯盟”，以弱小民族為主體，進而與強國聯合，把威爾遜的原則，修正之，擴大之，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以替代“民族自決”四字，這樣一來，決定成功。何也？我國立場與弱小民族相同故也。有孔老以來，絕好的主義，有漢棄珠崖，這類絕好的事實，為世界各國所深信故也。
世界紛爭之際，必有一個重心，才能穩定，這個重心輪到我國來了。我們於武力戰爭之處，應當（1）在國際上成立一個“中國主義研究會”為宣傳機關。（2）發起“新的國際聯盟”為中國主義實行機關，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把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的勞工與平民，一齊喚醒起來，與我們同立在一根戰線上，如此，則我國就為世界重心了。孟子謂：“製梃可撻秦楚。”蓋純乎心理戰爭也，我國今日，則“武力戰爭”與“心理戰爭”同時並進，無異於以武力推行中國主義，則戰勝敵人也決然無疑，救世界人類於水火也，亦決然無疑。
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伐狄，伐山戎，是用武力解決，召陵之役，是用政治解決。我們把“新的國際聯盟”組織好，德意日三國，如能信從我們的王道主義，則用政治解決。否則師法蘇秦故智，率全人類向之攻打，暴秦亡國條件，德意日三國，是具備了的，不敗何待？
世界禍機四伏，念之不寒而栗，上次大戰，一告結束，而戰勝國之勞工，反暴動起來，法國首相，克利滿梭，綽號母老虎，是歐戰中最出力之人，巴黎和會，充當主席，為法國增光不少，反遭國人行刺，幾乎把七十八歲的老命送掉。意大利戰勝歸國之將士，帶起徽章，橫行都市，專製魔王墨索裏尼乘機出現。美國人民要暴動，威爾遜調兵彈壓，方才平息。英國的礦工和鐵路工人、船上水手，結成三角同盟，布起陣勢，預備隨時可同政府決戰，害得英國首相，魯意喬治，駕著飛機，今日回倫敦彈壓，明日赴巴黎開會，一夕數驚，疲於奔命。其原因，則由於大戰到了第三年，一般勞工，都覺悟起來，一方麵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一方麵舉出代表，在中立國交換意見，主張言和，及到戰事終了，勞工覺得白白犧牲，所以處處發生暴動。巴黎和會正在開會，而各國的勞工也舉代表，在瑞士國之熊城開會。巴黎和會見此情形，才訂一個“勞工規約”列入和約，與自己國中之勞工言和。上次大戰，情形如此，此次大戰，可想而知，上次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之主張，巴黎和會，列強食言，弱小民族之心理，則又不言可知。此種禍根，若不徹底拔除，戰爭是永無終止的。要拔除此禍根，舍了中國主義，別無他法，除了中國出來，肩此責任，也別無他人。
世界是一天一天進化的，是日向大同方麵趨去的，其所以進化遲滯，大同久未出現者，可用比喻說明之：凡鐵條皆有磁氣，隻因內部分子淩亂，南極北極相消，故磁力發不出來。如用磁石在鐵條上麵引導一下，南北極排順，立即發出磁力，現在全世界分子，淩亂極矣，我們用中國主張，引導一下，分子立即排順，就可加強進化之速度，而大同可早日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