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研究學問，往往能見其全體，而不能見其細微，古時聖賢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好像遠遠望見一山，於山之全體，是看見了的，隻是山上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說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於山之全體，卻不十分了然，中國重在綜合，西洋重在分析，二者融合為一，就可得真理之全了。
現在世界上紛紛擾擾，衝突不已，我們窮原竟委的考察，實由於互相反對的學說生出來的。性善說與性惡說，是互相反對的，個人主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學，是互相反對的，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是互相反對的。凡此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流行於同一社會之中，從未折衷一是，思想是既不一致，行為上當然不能一致，衝突之事，就在所難免了。真理隻有一個，猶如大山一般，東西南北看去，形狀不同，遊山者各見山之一部分，所說山之形狀，就各不相同。我們研究事理，如果尋出本源，任是互相反對之說，俱可折衷為一。我們可定一原則曰：“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爭辯了數十年，數百年，仍對峙不下，此二說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一定可合而為一。”如性善說與性惡說。
有人說：“人的意誌為物質所支配。”又有人說：“物質為人的意誌所支配。”這兩說是各得真理之一半。譬如我們租佃了一座房子，遷移進去，某處作臥房，某處作廚房，某處作會客室，器具如何陳設，字畫如何懸掛，一一審度屋宇之形式而為之，我們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誌受了物質之支配，但是我們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他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們之支配，即是物質受意誌之支配。歐洲機器發明而後，工業大興，人民的生活情形，隨之而變，固然是物質支配了人的意誌，但機器是人類發明的，發明家費盡腦力，機器才能出現，工業才能發達，這又是人的意誌，支配了物質。這類說法，與“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是一樣的，單看一麵，未嚐說不下去，但必須兩麵合攏來，理論方才圓滿。有物理數學等科，才能產出牛頓，有了牛頓，物理數學等科，又生大變化。有了鹹同的時局，才造出曾左諸人，有了曾左諸人，又造出一個時局。猶如雞生蛋，蛋生雞一般，表麵看去是輾轉相生，其實是前進不已的。後之蛋非前之蛋，後之雞非前之雞，物質支配人的意誌，人的意誌又支配物質，英雄造時勢，時勢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進化了。倘於進化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論，任他引出若幹證據，終是一偏之見。我們細加考察，即知雞之外無蛋，蛋之外無雞，心之外無物，物之外無心，雞與蛋可說是一個東西，心與物也是一個東西，原可合而為一。
偽古文《尚書》上《說命》一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孫中山先生則曰：“知難行易。”一般人都說：兩說是衝突的，其實並不衝突，兩說可相輔而行。傅說的意思，是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你趕快實行好了。”孫中山先生的意思，是說：“知是很難的，行是很容易的，你趕快實行好了。”二者俱是勉人實行，有何衝突？難易二字，本是形容詞，傅說和孫中山先生，站在各人的立場上，因聽話者的情況各有不同，故用這種形容詞，加強其語氣，而歸根於叫人實行。我們明白了傅說和孫中山先生立言的本旨，即知兩說可相輔而行。
就實質言之，世間的事，有知難行易的，有知易行難的，例如：發明輪船火車，何等艱難，發明之後，叫技師依樣製造，那就很容易了，是謂知難行易。學製輪船火車的人，在課堂上聽技師講說製造方法，心中很了然，到工場實地去做，那就很難了，是謂知易行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