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說說：知易行難。孫中山先生說：知難行易。這兩個知字的意義，迥乎不同，傅說的“知”字，是指“聽話了解”而言，孫中山先生的“知”字，是指“發明新理”而言。孫文學說中，所舉飲食、作文、用錢等一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屬乎發明方麵的事。孫中山先生，是革命界先知先覺，他訓誡黨員，儼然是發明家對技師說話。意若曰：“艱難的工作，我已經做了，你們當技師的，依樣製造，是很容易的。”故曰“知難行易”。傅說身居師保，他訓誡武丁，儼然是技師對學徒說話，我們取《尚書》本文讀之，即知傅說對武丁說了許多話，武丁說道：“你的話很好，我很了解。”傅說因警告之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即是說：“課堂上了解不算事，要工場中做得出來才算事。”傅說和孫中山先生，都是按照聽話者之情況而立言，無非趨重實行而已。
發明家把輪船火車發明了，叫技師依樣去做，技師做成之後，又招些學生來學，這原是一貫之事，孫中山先生說的是前半截，傅說說的是後半截，所以說：兩說並不衝突。
我們可以定出一個原則：“凡事與天性習慣違反者，知易行難，與天性習慣不違反者，知難行易。”例如：我們對畫師說：我家有一小孩，形狀如何如何，叫他畫，他畫來總不肖，把小孩牽來與他看，他一畫就神肖，是謂知難行易。因畫師以畫為業，與他的習慣並不違反也，畫師把小孩畫在墨板上，叫素未習畫之人臨摹，看得明明白白，而畫來總不肖，又成了知易行難。因斯人素未習畫，與習慣違反故也。革命誌士，犧牲生命，在所不惜，所苦者，不知采用何種方法，始能成功，是謂知難行易。普通人，你對他講殺身成仁的道理，他也認為是很好的事，對他講進行的方法，他也很了解，但叫他去實行，他就不肯幹，是謂知易行難。何也？殺身成仁之事，與誌士之天性不違反，與普通人之天性則違反也。
據上麵的研究，傅說的說法和孫中山先生的說法，原是各明一義。我們當反躬自問，如果自己是技師，是革命誌士，就誦孫中山先生之語以自警；如果是學徒，是普通人，就誦傅說之語以自警。
再者：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說：“即知即行。”孫中山先生則主張“知行分工”，說：“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這兩說表麵是衝突的，其實也是並行不悖。以作戰言之，主帥把作戰計劃決定了，立即發布命令，指揮將士進攻，是為“即知即行”。主帥不必親臨戰場，是為“知者不必自行”。戰場上的將士，未必了解主帥的計劃，是為“行者不必自知”，這也是一貫的事。王陽明說：“知行合一。”是就主帥本身言之。孫中山先生說：“知行分工，”是就指揮將士言之，如果本身都要分工，那麼，孫中山先生著了一部《三民主義》和《孫文學說》，就可閉門高臥了，而他十次失敗，十次起事，可知他本身是實行“知行合一”的，不過訓誡黨員的時候，是主帥對將士說話，才有“知行分工”的說法，全軍之中，有主帥一人才能這樣說。其他將士，奉命作戰，“即知即行”。如果也說：“知行分工，知者不必自行。”那就誤事不小了。我們這樣的研究，即知王陽明的說法和孫中山先生的說法，原是各明一義，我們在某種情況之下，適用某種說法即是了。
一部《孫文學說》，全為黨員怠於工作而作。所有“知難行易”和“知行分工之說”，都是按照當日情事，為黨員痛下砭針，有了這種病，才下這種藥，至於傅說和王陽明所說的，其病情又自不同，我們識得立言本旨，才不至自誤誤人，凡讀古人書，俱當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