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了張佛泉先生的《我們究竟要什麼樣的憲法》，我很讚同他的意見，所以忍不住要寫一段短尾巴在後麵。
我十分佩服張先生大膽的指出：我們三十年所以不能行憲政，大部分的原因在於國人對憲政的誤解，在於把憲政看作了一種高不可攀的理想。張先生要我們明白民治憲政不是個“懸在人民生活以外的一個空鵠的”，隻是個“活的生活過程”。因為如此，所以“憲政隨時隨處都可以開始”。因為如此，所以張先生主張憲政開始時規模不妨很小，範圍不妨很狹，隻要做到“有力便容它發揮”的一步，就算是奠定了民治的基礎。
在三四年前，我和蔣廷黻先生討論“建國與專製”的時候，我曾發表一個“很狂妄的僻見”，大致如下：
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隻是一種幼稚的政治製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鬥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在於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獨立》第八十二期）
我這個“僻見”，蔣廷黻先生不屑答複；有一天他對我說：“你那一段議論簡直是笑話，不值得討論。”過了一年之後，丁在君先生在《大公報》的星期論文裏引了我這一段話的第一句，他的批評是：“這句話是不可通的。”（丁先生的全文轉載在《獨立》第一三三期）這大概是因為我不是專學政治學的人，所以我的“僻見”，廷黻先生說是“笑話”，在君先生說是“不可通的”。
我自己相信，上文說的僻見並不是笑話，乃是我在美國七年細心觀察民主憲政實地施行的結論。我也曾學政治理論和製度，我的運氣最好，我最得力的政治學先生是曾在Ohio做過多年實際政治改革的Samuel p. Orth。例如他教我們“政黨論”，從不用書本子；那年正當1912的大選年，他教我們每人每天看三個大黨（那年羅斯福組織了進步黨）的三種代表報紙，每周做報告；並且每人必須參加各黨的競選演說會場；此外，我們每人必須搜集四十八邦的“選舉舞弊法”，作比較的分析。我受了他的兩年訓練，至今看不起那些從教科書裏學政治的人們。我對於民主憲政的始終信仰擁護，完全是因為我曾實地觀察這種政治的施行，從實地觀察上覺悟到這種政治並不是高不可及的理想製度，不過是一種有伸縮餘地，可以逐漸改進，逐漸推廣政權的常識政治。我在三年前答丁在君的論文裏，曾發揮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