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一天，老友蕭離打電話告訴我，從文先生病危，已經準備好了後事。我聽了大吃一驚，悲從中來。一時心血來潮，提筆寫了一篇悼念文章，自詫為倚馬可待，情文並茂。然而，過了幾天，蕭離又告訴我說，從文先生已經脫險回家。我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又竊笑自己太性急，人還沒去，就寫悼文，實在非常可笑。我把那一篇“傑作”往旁邊一丟，從心頭抹去了那一件事，稿子也沉入書山稿海之中，從此“雲深不知處”了。
到了今年，從文先生真正去世了。我本應該寫點什麼的，可是，由於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懶於再動筆，一直拖到今天。同時我注意到，像沈先生這樣一個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點不太正常，我也有點不平。考慮再三，還是自己披掛上馬吧。
我認識沈先生已經五十多年了。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我就喜歡讀他的作品。我覺得，在所有的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隻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絕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湘西如果沒有像沈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和像黃永玉先生這樣的大畫家，恐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充滿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沒有人了解的土地)。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丁玲的《母親》出版以後，我讀了覺得有一些意見要說，於是寫了一篇書評，刊登在鄭振鐸、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創刊號上。刊出以後，我聽說，沈先生有一些意見。我於是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同時請鄭先生在《文學季刊》創刊號再版時，把我那一篇書評抽掉。也許就是由於這一個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緣，我們就認識了。我當時是一個窮學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社會地位，雖不能說如雲泥之隔，畢竟差一大截子。可是他一點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擺，這使我非常感動。他同張兆和女士結婚，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擷英番菜館設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請。當時出席的名流如雲。證婚人好像是胡適之先生。
從那以後，有很長的時間，我們並沒有多少接觸。我到歐洲去住了將近十一年。他在抗日烽火中的昆明住了很久，在西南聯大任國文係教授。彼此音問斷絕。他的作品我也讀不到了。但是，有時候，不知是出於什麼原因，我在饑腸轆轆、機聲嗡嗡中，竟會想到他。我還是非常懷念這一位可愛、可敬、淳樸、奇特的作家。
一直到1946夏天，我回到祖國。這一年的深秋，我終於又回到了別離了十幾年的北平。從文先生也於此時從雲南複員來到北大，我們同在一個學校任職。當時我住在翠花胡同，他住在中老胡同，都離學校不遠，因此我們也相距很近。見麵的次數就多了起來。他曾請我吃過一頓相當別致、畢生難忘的飯，雲南有名的汽鍋雞。鍋是他從昆明帶回來的，外表看上去像宜興紫砂，上麵雕刻著花卉書法，古色古香，雖係廚房用品，然卻古樸高雅，簡直可以成為案頭清供，與商鼎周彝鬥豔爭輝。
就在這一次吃飯時，有一件小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要解開一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什麼東西，隻須用剪子或小刀輕輕地一剪一割，就能開開。然而從文先生卻搶了過去，硬是用牙把麻繩咬斷。這一個小小的舉動，有點粗勁，有點蠻勁，有點野勁，有點土勁，並不高雅，並不優美。然而，它卻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個性。在達官貴人、高等華人眼中，這簡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賞的卻正是這一種勁頭。我自己也許就是這樣一個“土包子”，雖然同那一些隻會吃西餐、穿西裝、半句洋話也不會講偏又自認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來，我並不覺得低他們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認為沈先生是“土包子”嗎？
還有一件小事，也使我憶念難忘。有一次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遊逛，可能是中山公園之類。我們要了一壺茶。我正要拿起壺來倒茶，沈先生連忙搶了過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壺中，說隻有這樣才能把茶味調得均勻。這當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在瑣細中不是更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