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過後，來了一件大事：我們共同經曆了北平的解放。在這個關鍵時刻，我並沒有聽說，從文先生有逃跑的打算。他的心情也是激動的，雖然他並不故作革命狀，以達到某種目的，他仍然是樸素如常。可是厄運還是降臨到他頭上來。一個著名的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家，在香港出版的一個進步的文藝刊物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大概是什麼《文壇一瞥》之類，前麵有一段相當長的修飾語。這一位理論家視覺似乎特別發達，他在文壇上看出了許多顏色。他“一瞥”之下，就把沈先生“瞥”成了粉紅色的小生。我沒有資格對這一篇文章發表意見。但是，沈先生好像是當頭挨了一棒，從此被“瞥”下了文壇，銷聲匿跡，再也不寫小說了。
一個慣於舞筆弄墨的人，一旦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他心裏是什麼滋味，我說不清；他有什麼苦惱，我也說不清。然而，沈先生並沒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文學作品不能寫，還可以幹別的事嘛。他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人，他是一個閑不住的人，他轉而研究起中國古代的文物來，什麼古紙、古代刺繡、古代衣飾等等，他都研究。憑了他那一股驚人的鑽研的能力，過了沒有多久，他就在新開發的領域內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他那一本講中國服飾史的書，出版以後，洛陽紙貴，受到國內外一致的高度的讚揚。他成了這方麵權威。他自己也寫章草，又成了一個書法家。
有點諷刺意味的是，正當他手中的寫小說的筆被“瞥”掉的時候，從國外沸沸揚揚傳來了消息，說國外一些人士想推選他作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候選人。我在這裏著重聲明一句，我們國內有一些人特別迷信諾貝爾獎金，迷信的勁頭，非常可笑。試拿我們中國沒有得獎的那幾位文學巨匠同已經得獎的歐美的一些作家來比一比，其差距簡直有如高山與小丘。同此輩爭一日之長，有這個必要嗎！推選沈先生當候選人的事是否進行過，我不得而知。沈先生怎樣想，我也不得而知。我在這裏提起這一件事，隻不過把它當做沈先生一生中一個小小的插曲而已。
我曾在幾篇文章中都講到，我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優點？)，我不喜歡拜訪人。有很多可尊敬的師友，比如我的老師朱光潛先生、董秋芳先生等等，我對他們非常敬佩，但在他們健在時，我很少去拜訪。對沈先生也一樣。偶爾在什麼會上，甚至在公共汽車上相遇，我感到非常親切，他好像也有同樣的感情。他依然是那樣溫良、淳樸，時代的風風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沒有留下什麼痕跡，說白了就是沒有留下傷痕。一談到中國古代科技、藝術等等，他就喜形於色，眉飛色舞，娓娓而談，如數家珍，天真得像一個大孩子。這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意。我心裏曾幾次動過念頭：去看一看這一位可愛的老人吧！然而，我始終沒有行動。現在人天隔絕，想見麵再也不可能了。
有生必有死，是大自然的規律。我知道，這個規律是違抗不得的，我也從來沒有想去違抗。古代許多聖君賢相，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想方設法，去與這個規律對抗，妄想什麼長生不老，結果卻事與願違，空留下一場笑話。這一點我很清楚。但是，生離死別，我又不能無動於衷。古人雲：太上忘情。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凡人，無論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隻有把自己釘在感情的十字架上了。我自謂身體尚頗硬朗，並不服老。然而，曾幾何時，宛如黃粱一夢，自己已接近耄耋之年。許多可敬可愛的師友相繼離我而去。此情此景，焉能忘情？現在從文先生也加入了去者的行列。他一生安貧樂道，淡泊寧靜，死而無憾矣。對我來說，憂思卻著實難以排遣。像他這樣一個有特殊風格的人，現在很難找到了。我隻覺得大地茫茫，頓生淒涼之感。我沒有別的本領，隻能把自己的憂思從心頭移到紙上，如此而已。
1988年11月12日寫於香港中文大學會友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