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樂是華洋雜交的產物，最初在中國內地出現，就在上海的百樂門歌舞廳，它被稱為“遠東第一樂府”，中國內地娛樂的標誌性場所。爵士樂自由不羈輕快隨意，給老上海的紙醉金迷燈紅酒綠作了最美妙的鋪墊。百樂門當時有一支爵士樂隊，美豔歌女在他們的伴奏下，演唱著陳歌辛的那些蕩人心魄的爵士樂：《假正經》、《香格裏拉》、《玫瑰玫瑰我愛你》——近百年的歲月流逝了，爵士樂給上海這座南方都市打上了一層玫瑰紅底色，那其實就是爵士樂氣質：時髦、懷舊、優雅、格調……一直到今天，這一層玫瑰色並沒有褪淨。程乃珊說：“我非常喜歡爵士樂，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爵士樂發燒友。在我父母親生活的那個年代，爵士樂可以說是上海城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那個時候有一批人都非常喜歡爵士樂，這主要和當時上海的人們開始接觸好萊塢電影有關。”事實正是如此，即便在“文革”那一段非常時期，上海一些老克勒也會穿上洗得泛白的中山裝，風紀扣扣得緊緊的，袖口有些破舊的毛邊，也修剪得幹幹淨淨，在夜晚來臨時，他們會放下窗簾，在昏暗的燈光下，用磨損的留聲機播放百樂門爵士樂；用小煤油爐煮著劣質咖啡，身體在香氛中樂聲裏輕搖著，仿佛又回到1930年代。
張愛玲迷戀爵士樂，她說：“一般的爵士樂，聽多了使人覺得昏昏欲睡，像是起來得太晚了，太陽黃黃的，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沒有氣力，也沒有胃口，沒頭沒腦。那顯著的搖擺的節拍，像給人捶腿似的，卻是非常舒服的。”爵士樂就是令人愉快和舒服，張愛玲不但自己喜歡，也會讓她筆下的人物喜歡：“樓下吃完了飯，重新洗牌入局，卻分了一半人開留聲機跳舞。薇龍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裏試衣服，試了一件又一件，毛織品，毛茸茸的像富於挑撥性的爵士樂，厚沉沉的絲絨，像憂鬱的古典化的歌劇主題曲，柔滑的軟緞……像《藍色多瑙河》，涼陰陰的匝著人，流遍了全身，才迷迷糊糊的盹了一會兒，音樂調子一變，又驚醒了。樓下正奏著氣急籲籲的倫巴舞來。”
爵士的發源地是新奧爾良，據說百樂門的爵士樂與新奧爾良的爵士樂沒有任何區別，那些單簧管、薩克斯、小號、長號、低音提琴、鼓、沙槌、打擊樂演奏的音樂完全有別於我們耳熟能詳的絲竹管弦之聲，卻在那些以歐化生活為時髦的摩登男女中間迅速普及，並成為一個時代的共同記憶，這隻能從文化上尋找原因，而絕非音樂本身。我在派拉蒙電影裏聽到一句最精彩的對白：“老百樂門爵士樂隊響起了，你無法拒絕華麗轉身。”是的，向往品位與格調是人的天性，因為沒有人天生喜歡粗俗與低劣——而爵士樂，它應該就是上海失散多年的最有格調的情人。
住樓下的姨奶奶
黃逸梵出洋後，張廷重吃喝嫖賭不算，還把姨奶奶接到家裏來了，怕族人說話，讓“姨奶奶住在樓下一間陰暗雜亂的大房裏。”張愛玲難得進去一次，站在父親的煙炕前背書，姨奶奶也識字，教她侄兒讀“池中魚，遊來遊去”，動不動抬手就打他，打得他睜不開眼睛……
這個住樓下的姨奶奶似乎脾氣很壞,動不動就打人,還用痰盂將張廷重的頭砸破,最後被趕出門去,“大門裏緩緩出來兩輛塌車，都是她帶走的銀器家什。仆人們都說：這下子好了。”張愛玲對姨奶奶似乎並不憎恨，甚至勝過她對孫用蕃的感情，“姨奶奶搬了進來，家裏很熱鬧，時常有宴會，叫條子，我躲在簾子背後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張沙發椅上的十六七歲的兩姊妹，打著前劉海，穿著一樣的玉色襖褲，雪白的依偎著，像生在一起似的。姨奶奶不喜歡我弟弟，因此一力抬舉我，每天帶我到起士林看跳舞，麵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齊眉毛。”其實更早前父親就帶她去過小公館，那時候姨奶奶還沒進門，住在小公館裏。她從小立誌寫作，很會察言觀色，對姨奶奶的態度應該是神秘好奇多於道德上的審判，她後來曾津津有味地談起她看過的畫作《青樓十二時》，甚至晚年花了很長時間來研究《海上花列傳》，這與她童年的經曆密切相關。
《海上花列傳》又名《海上花》，是清末鴛鴦蝴蝶派作家韓子雲用蘇州方言寫成的章回小說，描述的是當時上海青樓女子生活。1892年首度在上海印行，1926年，書商邀請當時推動白話文運動的胡適寫序，加上新式標點符號再版。少女時期的張愛玲在父親書桌上看到的就是這個版本，一時入迷，還讓家裏的私塾老先生捏著嗓子模仿女腔朗讀《海上花》，笑得直不起腰。後來她赴美定居，一個龐大的計劃就是翻譯《海上花》。可惜她當時居無定所，在一個汽車旅館裏，譯了18年的《海上花》手稿竟然被竊，張愛玲心急如焚，隻得報警，幸虧後來手稿又奇跡般出現。張愛玲在如此窮困潦倒之際還在關注青樓女子，研究海上花，可見少時生活對她的影響有多深。當時的上海灘華洋雜處，現在的福州路當時叫四馬路，是文化一條街，也是青樓一條街，文化人與青樓女和睦相處，是很奇特的中國現象——無論大同婆娘還是揚州瘦馬，無論書寓先生還是幺二堂子，她們與文人作家在一起吃花酒打茶圍，再自然不過，連張愛玲最為崇拜的胡適先生也不拒絕這些茶餘飯後的“花邊”，像張廷重這樣的花花公子，更是趨之若鶩，繼而將姨奶奶接進家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