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為生
一種前所未有的職業
張愛玲畢業後沒有外出尋找工作，而是理所當然也不容置疑地選擇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職業，一種劃時代的職業，一種裏程碑式的職業——如果要給它起個名，這便是：自由作家。用現在的眼光來說，也可以說是自由撰稿人。
一個時代的影子總是清晰地反映在人們的謀生方式中，比如古代的采詩官——每天的工作就是深入偏遠鄉村，搖著鈴鐺請人們出來吟唱歌謠，這是一份相當浪漫的職業，走村串鄉不是為了販賣小商品，而是收集歌謠。他往村口老槐樹下的大石碾上那麼瀟灑地盤腿一坐，將手中銅鈴叮叮當當那麼一搖，男女老少會冒出一大幫，然後有人就會為了幾文小錢唱上幾首歌謠，被采詩官們記錄到麻紙上，最後被帶入宮中。這一份職業後來失傳了，也可以說被淘汰了——據說《詩經》就是采詩官的勞動成果。比如張愛玲時代老上海有一種職業：糞霸——糞便在城市是無用的廢物，在農耕時代的鄉村，它被稱為寶。糞霸控製著城市的糞便收集，張愛玲筆下的“黎明時的糞車”來收糞，每戶人家每月收費2角。糞霸收集糞便後再兌水，然後以每車2元的價格裝船賣到鄉下，兩頭都盈利，這是暴利行業，大多為杜月笙、黃金榮等流氓大亨所壟斷。同樣，隨著抽水馬桶和下水管道等現代文明的市政建設，“糞霸”這樣的職業便失去生存土壤，消失了。而像張愛玲這樣以自由寫作為生的全新的職業文人開始出現，它標誌著中國開始進入現代文明，一個全新的世界，正在專製而愚昧的中國人麵前徐徐拉開帷幕。
像張愛玲這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手無縛雞之力的人，她去外麵很難找到工作。當然她有文化，可以去公司做職員、去學校做老師，但是從她孤芳自賞拒人於千裏之外的個性看，她到一個單位也絕對難以立足。她最好的最合適的職業，就是寫作。當然，對於一個喜愛寫作的人來說，能有閑情逸致自由自在地寫作，那是多麼幸福的事——首先它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所以從古到今，凡搞寫作的文人大多清貧，因為以文為生很難給他帶來富足，遊山玩水、吟春悲秋，幾首小詩、幾篇短文，那是朋友間用來唱和的，是不可能帶來利潤的。當然也有“潤筆費”之說，那隻是少數人的特例，因為從社會層麵上講，沒有機製讓一種“賣文為生”的行為成為生活常態，所以也沒有文化人想過以這種方式來謀生，他們大多奔仕途而去，落第之後便成為草民，漸漸泯滅於草莽。
但是到了老上海這個全新的時代，以文謀生則成為可能，這背景是一個高度發達體例完備的現代意義上的大都會，它在中國的長江入海口海市蜃樓般地崛起。在數千年夢魘中生活得太久的中國人，眼睛已經完全適應了黑暗，那種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像一缸老醬，將中國無數顆鮮活的心靈醃漬成老醬瓜。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用中國人敬神祭祖的火藥，轟開了那扇關閉太久的沉重國門，太平洋上的浩蕩颶風呼嘯而至——是民族的屈辱，也是再生的動力，是兩種文化的嫁接，也是兩種文明的交媾，仿佛天雷勾動地火，這一切就發生在腳下這片上海灘上。於是，寬敞馬路開出來了，摩天大樓造起來了，中國人完全陌生的現代文明全方位地像海嘯般撲來：電燈與電話、洋房與沙發、雪茄與香水、明星與舞女、愛司頭與高跟鞋、百樂門與爵士樂、霓虹燈與留聲機、跑馬場與電影院、狐步舞與威士忌、時裝劇與夏時製、電梯公寓和《大美晚報》、印度仆人和法國廚子、茅盾的《子夜》和魯迅的雜文、好萊塢電影和巴黎流行色、勃朗寧手槍和法蘭絨獵裝、雪鐵龍汽車和章回體小說、美女月份牌和美麗牌香煙、分紅式保險和助學式貸款——麵對這樣一個五彩繽紛的全新時代，千奇百怪的新興職業自然應運而生，張愛玲的自由寫作隻是其中之一。在這一份職業背後，是一個由現代科技所構成的閱讀世界：世界上最先進的印刷技術，成千上萬家報紙雜誌，完備的郵政發行係統，大量的有知識儲備的讀者群體——當然，科技隻是一種媒介，潛在的是民眾巨大的閱讀需求。因為置身這樣的文明世界，對知識的需求極大地刺激了人們的閱讀興趣，巨大的潛在市場誘惑著資金的投入，使得書報出版以一種空前膨脹的態勢出現在上海灘，並將它從一個傍海的閉塞的農耕小城推向一個現代的、包容的國際大都會，以張愛玲為代表的有史以來中國第一代自由撰稿人才應運而生——萬事萬物都是應運而生，而一旦逆運，便不可能出現、發生，這是天地定律。自然而然的，張愛玲適時地出現了，如同一彎新月，高高地懸掛在老上海的夜空——
第一代暢銷書作家
中國第一代自由撰稿人在老上海出現，第一代暢銷書作家也是在老上海出現，我手頭沒有資料證明張愛玲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位自由撰稿人或第一位暢銷書作家，但她起碼置身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批自由作家和暢銷書作家——張愛玲們的出現，標誌著古老的中國進入了全新的現代文明階段，張愛玲所折射出的意義有時候要大於她的作品本身。石康說：“張愛玲是一個偉大的女性。”張愛玲是偉大的女性麼？如果從這一角度來說，為什麼她不是？以寫作為生，以版稅為生——她吃的就是第一隻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