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她放棄在張家做闊太太和張茂淵出洋留學，實際上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在召喚著她，她們這一代女性的勇敢與奔放是前所未有的。一個纏裹小腳的中國女子，放棄了大家庭的一切勇敢地奔向海外，到阿爾卑斯山滑雪，去文藝沙龍和徐悲鴻、蔣碧薇等藝術家徹夜長談，還做過尼赫魯兩個姐姐的秘書。想過辦皮件廠，結果沒有成功。會自己設計時裝，張愛玲對此有詳細記載：“我母親和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綠衣綠裙上釘有抽搐發光的小片子，傭人幾次來催說已經到時候了，她像是沒聽見。他們不敢開口了，把我推上去，叫我說：嬸嬸，時候不早了（我算過繼給另一房的，所以稱叔叔嬸嬸）。她不理我，隻是哭。她睡在那裏，像船艙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綠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無窮無盡的顛簸悲慟。”——當年黃逸梵常來香港看望在此讀書的張愛玲，她的生活奢華富足，有了一個高大俊美的美國男友。那次到淺水灣影灣園去看望母親，“仆傭領著她沿碎石小徑走過黃昏的飯廳……陽台上有兩個人站著說話，一個是母親，穿著西洋篷裙子，男的是她的美國男友維基斯托夫……兩個人挽臂從淺水灣沙灘上走過，男的英俊，女的漂亮，打著洋傘說著英語——”這樣的細節震撼著張愛玲幼小的心靈，母親的行為勝過千言萬語的說教。
黃逸梵這種生活方式、人生態度，從小就對張愛玲產生了刻骨銘心的影響，比如家中洋派、時髦的裝飾，比如帶她去咖啡館吃西點看跳舞聽音樂，比如送她去彈鋼琴——張愛玲說：“另一方麵有我父親的家，那裏什麼我都看不起——”母親與父親，一個新式女性，一個舊式遺老，他們正是民國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的縮影，張愛玲很自然地傾向母親，她的摩登與洋派、獨立與另類、孤獨與自由，她們都是現代文明孕育出的一代女性，心靈裏都有那個時代的鮮明印記，如果說黃逸梵是一部連續劇的話，那麼張愛玲就是她的續集。黃逸梵死了，可她的一腔汩汩熱血，卻一直在張愛玲的血管裏奔騰——
張愛玲的前世今生
假設張愛玲1952年沒有離開大陸，或者說她在離開上海的前夜被夏衍派來的柯靈成功勸住留了下來，那麼，她後來的人生一定會是這樣的：
1953年春天，在柯靈陪同下，張愛玲來到上海市政府見夏衍。柯靈特地多坐了幾站，到重華新村來與她會合。柯靈在公車站等了許久，才見到張愛玲從重華新村那個古舊的門樓內飄然而出，她一身淡紫色旗袍，上麵布滿丁香花，外麵罩了一件白絨線短衫，在滿大街中山裝、列寧服的市民中，張愛玲是那麼惹人注目。柯靈有點不自在，說：“這個，這個旗袍——”張愛玲知道他要說什麼，淡淡地說：“我姑姑也說現在是新中國了，穿這身不合適。可是，我一時實在找不到合適的衣裳。”柯靈說：“下次吧，下次不要再穿旗袍，畢竟，時代不同了，這些封資修的東西統統要掃進曆史的垃圾堆。”
張愛玲沉默著，覺得這樣的話格外刺耳，這段時間她聽得太多了，她很難受。公交車來了，她和柯靈上了車來到市政府，秘書是個穿軍裝的小鬼，他給張愛玲和柯靈倒了茶就退出去。一會兒，夏衍推門進來，秘書接過他脫下的風衣，他一見張愛玲很客氣，麵帶微笑：“啊，張愛玲同誌，你好你好，請坐請坐，我早在大後方就聽說‘孤島’上海出了一個了不得的才女作家，特地讓柯靈同誌請你來，今天才見到真人，榮幸啊，真是榮幸。”張愛玲滿臉通紅，不知道說什麼好。夏衍說：“要柯靈請你來，是想請你出山，到我們劇本創作所當編劇，蘇青也安排在所裏工作，正好和你做同事，我知道你們兩個是好朋友——這個念頭其實我早就有了，隻是底下的議論太多，一時不便操作。現在海晏河清，你可以出來為黨、為人民工作了，我們共產黨，需要你這樣的創作人才，需要你用筆來謳歌我們火紅的時代。”
坐了不到一小時，張愛玲和柯靈告辭離去，張愛玲從此日日到劇本創作所上班，去了也無所事事，洗杯子，泡茶，將地麵掃了又掃，走廊也掃了，將桌麵整理又整理，實在找不到事做，就站在窗口發呆。很快到了1954年，她接到通知去北京參加全國文聯會議，這回她做了件灰色列寧裝穿上，頭發剪了短短的二毛子頭。夏衍同誌已經調到文化部當副部長，過來見她，握著她的手說：“張愛玲同誌，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時代，夠你寫一輩子，我交給你一個創作任務，就是寫一寫南京路上好八連，這個隊伍隨解放大軍進駐上海灘，堅持人民軍隊為人民的政治本色，抵製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你去采訪一下，很值得寫呀，小說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叫‘南京路上的朝陽’。”張愛玲聽得心驚肉跳，頭點得像雞吃米。回來後她就到南京路上好八連采訪，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還帶回了他們的“三樣寶”：草鞋、針線包、紙糊信封——她足足花了四年時間，才寫成了這部小說，寫完後先交給單位革命委員會領導審讀，那天單位領導去市裏參加“反右”動員大會，所裏沒什麼人，她將稿子交給秘書就回去了。剛剛到家，秘書就打電話來了：“張愛玲，請到所裏來一下，領導有事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