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在眼中與念中的，便隻有釀書票上的六朝鬆了。
《黃侃日記》及其他
第一次知道黃侃這個名字，是在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中，去南京大學徐天徤先生家玩，見到《黃侃手批白文十三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月的影印本。當時隻覺得新鮮，遂向徐先生借閱。徐笑我向不讀經，借此何用？我說正因為不曾讀經，現在要補這一課。徐遂舉以贈我。但我後來認其讀的隻有《毛詩》和《春秋》；對於季剛先生治學的淵博精深·領悟甚微。兩年後讀到《量守廬學記》，對季剛先生的生平事跡和學術成就，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才稍有了解；也知道了先生治學態度極矜慎，有“年五十，當著紙筆”的說法，卻不幸就在五十歲那一年棄世，故生前著作寫定發表者極少，而遺稿藏書又幾乎都毀於兵燹。吳翟安先生的挽聯中，曾有“最憐遺稿叢殘，並世誰為丁敬禮”之句。瞿安先生於抗戰期間病逝，未能到季剛先生的遺作得以整理出版，有此感慨，是很自然的。
季剛先生辭世之後，門人整理其遺作，陸續刊印問世，惜半個世紀中為數不多。《量守廬學記》中載黃焯先生《黃季剛先生逋著目錄》一文，記載此事甚詳。該文中還透露了一點關於《黃侃手批白文十三經》的消息，說是“一九六三年從弟念田曾將此本寄呈董必武副主席轉呈毛澤東主席”。二十年後因“經文句讀難明，展轉求得此本於北京曆史博物綰，即交上海古箝出版社影印”。送此本入博物館的，自當是毛澤東主席了。可見當時在偉大領袖的心目中，這類東西是該送進曆史的》物館裏去的。
在中國內地，季剛先生著述的大規摸出版，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事情。這自然是中華民族文化複興的一個例證，也是季剛先生為中國學術界所重新認識的一個標誌。我雖有緣陸續購藏先生著述數種，但是先生的許多學問，都遠非我輩所能問津，尤其是音韻訓詁和古文字學方麵的著述，翻一翻都使人有自覺為文盲的感慨。我所能引為得意的，是淘得先生《曰知錄校記》的藍印本，封麵且有龍揄生先生的題簽辟疆先生惠存沐勖寄上”，鈐白文朱泥“沐勳之印”此書由龍揄生先生贈汪辟通先生，是因為此書刊印之事，實由龍榆生先生一手操持。書尾有龍榆生先生跋，自述在季剛先生五十壽辰之夕，“侍宴於浣花酒樓”，季剛先生於席間舉杯相囑曰：“子往年為朱彊邨先生校刻遺書甚善，吾亦將以此事累子矣！”歸家後檢出《日知錄校記》手稿及章太炎先生手書序文交給龍榆生，“並諄禺以刊印行款”。龍先生“當時頗心訝其出語之不祥”，後因改任中山大學教職，舉家南遷，一時未能顧及此事，而季剛先生竟已遽爾辭世。季剛先生逝世周年，“諸及門會奠於南京量守廬，群議校理遺著，因亟1以此冊付吳門寫樣，逾月刊成”，龍先生此跋作於“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曰”，則書成當稍後於此前引黃焯先生《黃季剛先生遺著目錄》，於《日知錄校記》一書下注一九三〇年前後在上海印出，前有章先生序文”，時間、地點均誤，
想黃先生落筆之際或未及查，《日知錄校記·跋》書彩對原書。
同書所載徐複先生《黃季剛先生遺著篇目舉要初稿》，於《日知錄校記》下注“中央大學出版組二十，二年二月”，係此書的另一印本。徐先生還提到“《歸納》雜誌二期，亦曾載此記”。則此書當時印行共有三次，
近讀張暉先生所贈《龍榆生先生年譜》，記此事較詳：“十一月十五日，先生刊黃季剛遺著《曰知錄校記》於吳下，並作《跋》。此書藍印本共印二百冊，章氏國學講習會代為發售。後抗戰爆發，曰軍犯蘇州，版本化為灰燼，以是流本絕稀不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曰知錄集釋》（外七種），所附第七種即季剛先生《日知錄校記》，且依雕版本影印，除版心稍縮，麵目無異。該書末載潘承弼先生《日知錄補校版本考略》，於《日知錄校記》一卷下注：“今人蘄春黃侃撰。金陵大學先有印本。民國二十五年萬載龍氏刊成定本”，又誤中央大學為金陵大學。但潘先生以龍氏刊本為“定本”則是不錯的，因為季剛先生曾批評中央大學出版組的印本“款式甚劣，訛脫甚多”。
季剛先生曾自喻為中國學術的“蜂腰屑微已甚，然不可斷。斷，學術其亡乎！”“屑微”固是自謙之詞，在文字音韻訓詁諸方麵，現在看來，先生不但是當時的集大成者，恐怕也是最後一代大師；而先生所寄望於後人的光大發揚，現在看來，則是十分渺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