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後語一般由前後兩個半截構成，前半截是形象的比喻，像謎麵；後半截是解說，像謎底。
在交談中，人們運用它作為修辭的手段，以增加語言的表現力。
例如，為了說明某個人工作開展慢，引用一句“他呀，大象屁股——推不動……。”為了說明自己辦不成這件事，引用一句“我是‘丫環帶鑰匙——當家不做主’呀！”為了說明自己辦了一件出力不討好的事，引用一句“我今天這事辦的——‘老公公背兒媳婦過河’，咳！”這裏又把後半句“歇”去，更有趣味。
常言道：美味不可多用。
作為語言中調味品的歇後語也是如此，用得恰到好處，準確簡煉，一語千鈞，增添力度；用得多了濫了，就會令人生厭，顯得不嚴肅，流於膚淺和滑稽。
如：“有人說我們青年搞改革是‘螞蟻妄想搬動蒼天鬆——不自量力’，還有的說什麼是‘坐飛機吹喇叭——想（響）得高’，這話真像‘辣椒粉吹進鼻孔裏——嗆人得很’。我奉勸那些‘門縫兒裏瞧人’的人，‘隔年的黃曆——看不得了’……。”
這裏，歇後語用得太多，反而效果不好。
數字在言談中的威力
數字是枯燥無味的，有經驗的人說話時卻知道，數字自有一種非凡的力量，如果能巧妙地加以利用，就能發揮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一九七二年，來自紐約的一位女國會議員貝拉?伯朱格進行了一次演講，呼籲在政治生活中給婦女以平等地位。她說：
“幾個星期前，我在國會傾聽總統對全國發表講話。在我周圍落座的有七百多人。我聽到總統在說：‘這裏雲集了美國政府的全體成員，有眾議員、參議員，還有最高法院的成員和內閣成員。’我環顧四周，在七百多名政府要員中隻有十七人是女的；在四百三十五名眾議員中隻十一個是女的；一百名參議員中隻有一個女的；內閣成員中沒有女的；最高法院中也沒有女的。”
她用不著多說了，因為無論說多少話，也比不上這幾個數字更能說明問題。無論你是否同意她的觀點，在這幾個確鑿的數字麵前，都不得不承認在政治生活中存在著性別歧視。
又如一位青年演說家在某大學演講時，為了激勵聽眾為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而拚搏，連續引用了一係列對比數字：
“我們曾以人口眾多而自豪，但是請看美國，由於廣泛使用電子計算機，兩億人口得以完成四千億人的年工作量。
我們還曾以地大物博引以自豪，但是，自然資源的人均占有量卻大大低於世界水平：我國人均耕地為世界人均值的三分之一，人均林地為世界人均值的九分之一，人均河川流量隻有世界人均值百分之一，而且百分之九十的城鄉廢汙水直接排放，以至長江以北很難找到一條未受汙染的河道。
再看其他幾個方麵：
一九八四年，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一千一百美元，二十七倍於我國；美國人為我國的三十三倍；瑞士為我國的四十三倍。
一九八三年底，全球核電站達二百九十八座，其中美國八十座、蘇聯四十座、日本二十六座、英國三十三座、法國三十二座。我國呢，有四座，全在台灣。
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一年，每一千個居民中的大學生數，蘇聯就為一百九十六人，日本為一百五十四人，中國為十一點四人……。”
聽了這樣的演講，誰能不感到肩頭沉重呢？如果沒有一係列對比性數字，又怎能達到如此振聾發聵的效果呢？
對比性數字比無比對地羅列數字，顯然有更大的說服力。我們在言辭中應善於將有關數字對比著表述出來。
比如，為了說明美國電視中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節目之多，有人指出：
“調查表明，從一年級十二年級的青少年學生，大約有一萬多個小時是在聽搖擺音樂中渡過的，這比他們在校十二年度過的全部時間隻少五百個小時。有人做了一次普查，平均每個觀眾一年裏從電視節目中可看到九千個表現性行為的鏡頭。暴力場麵更多。一般高中生到畢業時，觀看電視二萬二千小時，相當於他們在課堂時間的兩倍，在這二萬二千小時中，可看到一萬八千起謀殺……”。
這樣對比性的數字運用是十分成功的，使人深切感到青少年學生受毒害之劇烈。
一九四六年七月，蔣介石發動了全國內戰，派了一百七十餘萬人進攻解放區，一時間“黑雲壓城城欲摧”。
有不少人對這場鬥爭的前景發生了懷疑。這時候毛澤東給大家算了一筆帳：蔣介石共出動了二百一十八個旅，約占蔣軍正規軍的百分之九十，再也沒有太多的兵力可供抽調了。我軍在七月至十月間就殲滅了蔣軍二十四個旅。按這個速度計算，當我軍殲滅第三個二十五個旅時，敵我力量就會發生重大變化。不出一年時間，就可以迎接中國革命新高潮的到來。
毛澤東用以上計算方法驅散了人們心頭的疑雲。
我國某影星訪美期間，有些台灣特務問她：“願不願去台灣？”
這位影星爽快地回答：“我願意去台灣拍片，隻要有好劇本，怎麼不可以去？”
他們又問：“你知不知道台灣的報酬很高？”
這位影星說：“知道！但你們隻有—千五百萬觀眾，我們有十億觀眾。我工資雖低，但房租也低，看病不要錢，你們那裏，這兩項開支是驚人的。”
那些人隻好灰溜溜地走了。